对于这种“气溶胶传播”的说法，之后又有其他权威专家表示，目前尚没有证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通过气溶胶传播。但即便在澄清之后，部分公众仍然对于这个概念心有余悸。其实在我们看来，这种情绪同样属于过度恐慌。至于消除恐慌的关键，依然是怀着科学精神，从统计学的角度来寻求答案。

制图：21世纪经济报道

病毒传播其实也是一个随机事件，不排除有极小概率以某种特殊方式进行传播，但关键是概率到底有多低？如果在现有已经确诊的几万个病例中，仅有几例是因为特殊方式被传染的，那么更精确的表述，应当是在四个九的可靠性下，病毒只是通过近距离途径传播。至于“气溶胶传播”，如果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却很难达到符合条件的场景，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仍然只是极小概率的威胁。

还有，我们在看待各类数据的过程中，还必须把各种测量误差考虑进去。在目前的检测中，必然存在一定数量的假阴性和假阳性的误差。假设，现有检测方式存在假阳误诊概率（即没有患病的情况下被错误诊断），人群中又有一定比例的人具有一般感冒的症状，当我们测试几十万到几百万的人群时，不免有相当数量的被确诊，但是实际真的只是普通流感患者。而且这些误诊的人完全没有到武汉或者紧密接触武汉的历史。如果硬是要把这些误诊的人寻找传染源的话，那就需要侦探小说的想象力，会夸大了这个病毒的真实传染性，又会引发新一轮的没有必要的恐慌。

结论

所以说，消除恐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学会从研究概率和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待消息。公众千万别因为外界对于少数不幸事件的聚焦，就丧失从整体统计中获取信心的思考。

更为重要的是，决策者也需要以冷静而客观的态度，来分析目前呈现出来的各项数据，据此在制定政策时实现平衡，避免在过度恐慌的背景下出现极端做法，为追求所谓的“零风险”，而彻底牺牲其它领域，导致整个社会为此付出过于高昂的成本。正如我们之前文章中所分析的那样，如果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那么由此产生的副作用，最终也会导致人均寿命的下降，以另一种形式付出生命的代价。

还有些情况下，过度恐慌所造成的极端决策，会直接导致其他各类风险的上升。比如曾有新闻报道提及，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母亲要带着女儿接受白血病的二期治疗，却因为封路而无法前往武汉，险些造成悲剧。

我们在隔离方面也要更加精准。目前对于很多返程人员，部分地区要求一律自行隔离14天。表面上看，这自然是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点。但实际上，返程人员到底来自疫情严重地区还是其他地区？返程之前在当地是否接受过隔离？这些变量会导致传染风险出现天差地别的变化，如今一刀切地全都要求隔离14天，显然并不是最科学的做法，同时也可能稀释基层日趋紧张的防治资源。

现在很多地方，交通设施和小区采取以户籍作为隔离依据的粗暴方式，使得很多人在各地被重复隔离甚至无家。更为理性而有效的做法，应当在国家出面，组织专家，出台评估风险的相关规则以及针对不同风险等级的不同措施，避免各地制定重复和过激的限行和隔离政策。

政府还可以利用移动通信技术，根据个人在短期内的旅行轨迹，来估算相关人员的感染风险，进而作为各地采取限制措施的依据。如果国家的隔离和限行规则能够执行到位，确保现在进入低发地区的人都是低风险的，那么在这些地区也不需要大面积带口罩，这样口罩也就够用了。

另外隔离时间也不应追求要做到零风险，对于无症状者甚至不需隔离14天，只要下降到和当地普通人群差不多就可以放行。按照我们本文简单模拟估算的数学模型，隔离7天就能成功排查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感染者，也就是说把风险降低到了只有原来的百分之十。如果，对于很多人群可能隔离7天就够了，那么就会大幅降低经济和社会成本。（需要提醒读者的是，我们的模型只是基于钟南山的文章非常有限的几个数据，一线的专家应该可以给出更加精确的模型）

未来这段时间里，疫情防治即将进入最关键的攻坚战。值此时刻，对任何一种随机事件的描述，都应该从概率和统计的角度进行考虑，要理解随机事件不可能实现绝对的零风险，并且避免为不切实际的追求付出额外代价。相信所有人都希望，整个社会最终能用最小的代价，来获取最好的疫情防治效果。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综合各类数据进行精准的统计和概率计算，帮助我们制定科学理性的控制疫情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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