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各种法律之中，章太炎最推崇魏、晋、宋、齐、梁五朝之法，说：“五朝之法，信美者有数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无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以此，他要求继承和弘扬这一“损上益下”、“抑强辅微”的优良传统，“参以今制，复略采他方诸律”，建立现代法律体系。重生命、恤无告、平吏民、抑富人，表明了章太炎所希望建立的现代法律体系，其根本就是充分维护广大民众的各种权利，对权力的行使与资本的活动有效地实行监督和制约。他在《代议然否论》中特别强调:“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赇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轻谋反之罪，使民不束缚于上”；“司法枉桡，其长得治之，长不治，民得请于学官集法学者共治之”；“凡经费出入政府，岁下其数于民，所以止奸欺也。凡因事加税者，先令地方官各询其民，民可则行之，否则止之，不以少数制多数也。数处可否相错者，各视其处而行止之，不以多数制少数也”；“民无罪者，无得逮捕，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遏暴滥也”；民众“有外交宣战诸急务，临时得遣人与政府抗议”；“民有集会、言论、出版诸事，除劝告外叛、宣说淫秽者，一切无得解散禁止；有则得诉于法吏而治之，所以宣民意也”。

如是等等，处处突现了他的法治学说具有何等浓厚的现代性。

对于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形成，章太炎也多所贡献。《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发表于1910年5月在东京出版的《教育今语杂志》，这个题目，就清楚说明了章太炎教育思想核心之所在。在个演讲中，章太炎告诫学人：

“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准。就使是中国人不大深知中国的事，拿别国的事迹来比附，创一种新奇的说，也不能取来做准。强去取来做准，就在事实上生出多少支离，学理上生出多少谬妄，并且捏造事迹。”

他尤其痛恶拿着一些外来的教条，胡乱到处套用，说：

“舞弄条例，都可以随意行去，用这个做学说，自己变成庸妄子，用这个施教育，使后生个个变成庸妄子。”

从自国自心出发，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人的实际出发，绝非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所以，章太炎强调：“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

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领域，章太炎都作了筚路蓝缕的可贵探索，贯穿着从自国自心出发的同样精神。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是二十世纪初方才开始形成的。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先是受西方和日本强烈的影响，后来又受到苏联强烈的影响。要不要从自国自心出发，怎样真正从自国自心出发，是一直困扰着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历史性难题。章太炎坚定不移地要求从自国自心出发，他的努力至今仍令人钦佩不已，就是因为他的研究，给后继者作出了表率。

我在2014年10月发表的《论章太炎思想学术的现代品格》一文，最后引用章太炎对自己“思想变迁之迹”做出的概括与总结：“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他思想学术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系由尘俗世界的空前动荡，革命风暴下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的全面挑战所推动，而他经由深入思考在思想学术领域所得出的各种结论，则正是为了解决各类社会实际问题。要真正做到从转俗成真到回真向俗，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基础和足够的智慧与能力。章太炎曾说：

“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著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譬彼侏儒，解遘于两大之间，无术甚矣。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

操“齐物”以解纷，就是确认所有的社会事状与种种思想学说的存在，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明“天倪”以为量,就是以“自然之分”权衡其是非得失，决定取舍。凭借这一态度，章太炎从中国、印度、欧洲、日本许多学派那里吸取了营养，不仅能从思想相近的学说中学到许多东西，而且能从观点相异或截然相反的一些学说中发现有价值、有启发的因素，经过自己艰苦的探索与独立思考，使自己的思想与学术具有了真正的批判性与原创性。我想，这正是章太炎能够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伟大奠基者的秘密之所在。

（本文为《自国自心：章太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更生》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