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底色源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

改革开放是一场中国主动融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以国家现代化为目标的文明运动。尽管这场文明运动是面向西方的，但其底色却是中国的：改革的精神内核在于激发人的活力，这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追根中国文化的基本特性，以期真正理解改革开放的文明意义。

笔者在《中华文明的根柢：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一书中曾提出：中华文明是在应对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以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以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

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农耕文明起源甚早，可能已有五六千年之久，农耕文明区域虽然较小，但人口集中，生息在农耕地区的人口往往占全体人口的80%以上。正是在这一时空意义上，农耕文明构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轴。

清人汪范所作《农耕图》

农耕文明的基本形态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农民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和生产工具拥有较多的支配权与自主权，且自身拥有较多的人身自由，能够有效地利用各类资源发展农业生产；此外，小农的土地、劳动力、资金、生产工具等要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动，这虽然会导致土地集中，使社会两极分化，但却有利于调动小农的生产积极性，即便农业生产一时遭受严重破坏，也能顽强地迅速恢复与再生。

总体而言，小农经济构筑了中华农耕文明几千年繁荣绵续的主要基础，是中华文明传统的经济根基，与此相适应，传统的政治大一统国家体制才得以产生并长久运行。这是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具有原生性、独立性的文明体系，历数千年而不中断，并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因此，从古至今，农耕文明的基本特性深嵌于中国政治社会伦理之中，作用于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我们今天依然按照农时节令来划分季节变化，依然重视由农业生产中领悟到的人类生活与自然生态的共生关系，依然坚持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去理解个人价值的伦理观念。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获得成功，最根本原因就在于调动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体，而非局限于发动城市工人阶级。邓小平那一代共产党人，也正是理解并抓住了这一点，从农村改革入手，注重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才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并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重新理解文明视野中的农民性及其历史意涵

过去人们大都从负面角度来谈中国的农耕文明，习惯于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小农经济和中国农民。现在我们反过来看，中国革命的胜利、建设的展开、改革的成功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积淀，实际上都要归功于广大的中国农民。对于中国农民的特点以及我们自身的农民性，有必要在文明和历史的整体视野中予以重新理解。

首先，中国农民有其独特性，这集中体现在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上。自古以来，如何保证小农经济稳定而有序地发展，如何合理配置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有效地调控它们的流动，一直是历代制度构建的核心课题。这一课题延续到近现代，则转化为如何通过调整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来激发农民活力，进而推动民族独立和国家现代化建构的问题。

如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代表的阶级基础、革命斗争的依靠力量等问题，曾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由脱离实际到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过程，结果最终打破了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的偏见，决心放手发动农民群众。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发动农民的力量，热心于组织农民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总结失败教训，上井冈山开辟农村根据地，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点燃了后来二十多年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充分激发了农民的革命性力量，打造了一支农民军队，打赢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现代农民战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问题还是农民问题——这次面对的是怎样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既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又克服小农私有制、家长制、自给自足的弱点，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无论是发起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还是在全国推行人民公社化，都是为了打破根深蒂固的家长式小家庭制，促使农民从一家一户的传统生产方式和原有的自给自足状态中走出来，实现农村的整体动员。

但是，这种社会大同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探索，由于一度被拔得过高而脱离了当时的实际，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在《毛泽东年谱》里可以看到，从一开始的全民所有制，退到公社一级的所有制，再到大队一级的所有制，最后到生产队一级的所有制，毛泽东自己其实一直在主动地往下退，他也在反思公社化是否脱离了农民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