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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以文明的尺度回溯改革开放四十年
关键字: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小农经济中国农民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 城镇 农村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可能绕开数亿农村人口,也不可能不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改革开放从农村入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是让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有支配权,能够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支配劳动成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放松对农村的控制,为农民离开土地、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能人“折腾”提供空间,通过承认乡镇企业、城乡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广大农民得到了“非农业”的就业空间,进入到了商业、工业领域。
1978年12月一个晚上,安徽小岗村,18户户主秘密按下18个手印,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图/新华网)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大力推进“开放”政策,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建立了大量的加工制造业基地,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变得可持续。此外,由大量剩余劳动力带来的低工资和由集体土地制度带来的低地租优势,使中国的工业产品开始走向全球。
改革开放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无法突破的资源限制、市场限制,以及由这两重限制带来的工业升级和劳动力转移的困境。
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通过全球性的殖民扩张实现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路径,中国无法依靠对外殖民掠夺来转移矛盾、发展国内工业,只能在充分挖掘内部能动性的基础上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也必然会导致我们在一定时期内牺牲国内各阶层,比如农民、工人的眼前利益。从基础设施的建设、企业的发展、公共事业的兴办,到近年来备受争议的“土地财政”,实际上都建立在农民的土地之上,都建立在对农民利益的相对剥夺之上,但这种相对剥夺对于长远发展来说又是必需的,需要以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来克服。
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复杂关联,及中国农民与农业生产、工业化进程的深刻联系来看,中国农民既不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作为“中间等级”的西欧农民,也不同于斯托雷平改革时代处于农奴制和资本主义相互交织环境中的俄国农民,他们既非无产阶级也非资产阶级,他们的能动性可以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发掘和调动,他们在中国语境中是一种元要素意义上的存在。
其次,中国农耕文明始终以人为中心,这是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历史中形成的核心理念。一方面,相对于以宗教或神为中心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的知识与价值谱系以社会中的人、伦理中的人为中心,将人文化成视为实现人的最高价值的根本途径。人文化成,即尊德性、崇礼义、重教化、尚君子,以伦理为本位,而不是以上帝、真主或佛祖为本位,因此中华文明并不包含汤因比所说的“统一教会”和“统一宗教”对全社会的统治,而是一种以伦理为本位的泛道德主义文明。这体现了小农经济对于家庭及社会长久保持和睦与稳定的强烈诉求,也体现了大一统国家有序与稳定运行的原则需要。
孔子资料图
进一步说,我们的文明可以包容宗教,但却始终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讲求的是历史主义、实践主义,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理论思维,而是说我们更加强调知识必须立足于实践,我们的整个知识谱系都是为了传承实践。
中国的广大群众、广大农民群体,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既需要考虑外部的自然环境,也需要强调人的自主劳动,所谓“尽人事,听天命”,并不是绝对的宿命论与神义论,而是一种朴素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例如,中国上古时期的创世神话,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氏尝百草、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等,主题都是要解决人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尽管也可能会转化为功利主义和迷信,但是如果加以引导和升华,则又可以走出一种以“人本”为基础的理想主义、普遍主义。
如春秋时期,从荀子的“人生不能无群”、“群居和一”等思想,到墨子的“兼爱”、“非攻”等思想,都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性,强调作为群体的广大的人。这都说明,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以人为中心,重视“人事”。古人倡导圣人之说,圣人也是人,归根到底还要落到人身上。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实践论》正实现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结合。中国人信奉的不是上帝的旨意或教条,不是靠神意、本本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而是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注重在生活实践中求得真知,这正是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实现结合之处。
另一方面,中国农耕文明中的人,存在于家庭、家族、宗族等社会生产、交往和生活的基本单位中,实际上构成了一种以等级差序为特点的家国共同体。
在等级差序结构中,每一个人、每一个层级都有相对确定的位置,但正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等名言俚语所述,其角色地位并非永远固定不变,这是由中国古代高频次的内外战争、权势转移造成的。而这种等级差序及其可变性、可流动性,不仅意味着社会结构上的流动,也意味着活动空间上的流动,从而使家国共同体得以保持活力并获得顽强的生命力。
这种对于内在流动性的体认,也是改革开放能够动员广大农民从土地往城市和工业领域转移的重要原因。而所谓的“安土重迁”,只是在相对稳定或者说缺乏选择的条件下的历史性经验,在存在改善生活空间的前提下,中国农民并不缺乏迈向新领域和新世界的热情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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