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媒体描绘了一个异样的中国形象

当然，欧洲视角包含全球维度，突显多元。中德关系亦如此。两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民间社会的密切交流让中德关系成果丰硕。但，这种关系越丰富、越多维，它就越复杂、越多样。中德双边关系中，人们常常听到不同的声音，双边关系经受风浪和考验的能力还需要加强。中国公众有一种感觉，即德国媒体对华报道要么是一边倒的负面新闻，要么就是远离现实的报道，试图以此来扭曲中国形象，甚至把中国“妖魔化”。面对德媒的诸多负面报道，许多中国人在问：为什么德国媒体对我们的评价这么差，而我们却对德国存有好感？两国民众间的相互感知存在着很大的落差。

经常有人告诉我说，中国恐惧症正在欧洲游荡。欧洲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下一步就是要称霸世界。更有甚者提出，中国是欧洲的制度性对手。欧委会新任主席冯•德莱恩在求职演讲中说：“那些威权国家正在购买全球影响力，通过对他国基础设施的投资让他国依附于他们，这些国家在经贸投资行动上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欧洲要坚持多边主义，要走自己的路。”她将正常的经济活动政治化，硬是给常规的经济关系附加上额外的令人害怕的意义。欧洲当然得走自己的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的路是唯一的路。否则，欧洲宣扬的多边主义又怎能令人诚服？欧洲的古老智慧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各国发展的路径是多样的。中国人认为，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这条路经实践证明是正确之路，因为中国人民福祉整体上不断提升。

中德应共同捍卫多边主义

中德两国同为出口大国，双方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这一伙伴关系首先受到两国政治信任的庇护。两国元首和政府领导之间互访频繁。习主席多次访问欧洲，并在诸多国际会议场合与默克尔会面。而默克尔总理12次访华。自2011年起，两国还举行政府磋商，签署了诸多合作协议。中德政府磋商机制也因此被视为两国合作的“超级发动机”。此外，中德之间还建立了70多个对话机制。在这些机制框架下，中德关系得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由此可见，中德之间早已是利益共同体，为两国人民福祉以及世界和平与增长作出贡献的同时还要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

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不仅损伤了中美经济，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压力，自由贸易体系近乎被掀翻。中国给出的回应是进一步开放市场。我最近调研过的在华德资企业均证实，尽管中国市场比以前复杂了，但获得的利润仍然比在其他国家更丰厚。2018年，中德贸易额高达1993亿欧元，中国连续三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打卡”武汉长江大桥，随后访问华中科技大学

在远离政治冲突话题的民间交往和社会关系上，中德两国相互欣赏和吸引。目前，有37000名中国学生在德国留学，上千名中国学者在德研究，双方签订了1300多个高校合作协议。对德国学生而言，中国是欧美之外最大的留学目的国。青年人的选择是基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可被视为双边关系的晴雨表。目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汉语和国际关系的巴伐利亚女大学生对我说，“中国的生活和大学的内容与德国不同，但这种异样不是异类，并不让我感到害怕，反倒带来了很强的吸引力。上海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这一切都强烈地吸引着我。”

世界处于深刻变化之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破坏了迄今为止的世界秩序。中德两国应携手捍卫多边主义。互信是前提，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是基础。的确，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正在挑战德国，中德之间的竞争压力在上升。但，竞争不是令人恐惧的原因，而应是推进自身发展的动力。企业界有一种智慧叫做：竞争让经济行为更有活力。

德国外交政策需要哲学思想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世界范围内外交政策加速去多边化和自我中心化，这不仅导致二战之后艰难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失衡，而且还颠覆了多边主义的理念。世界正变得更加动荡，不确定性增加，2015年以来的难民危机对欧洲甚至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德国外交在许多场合扮演了消防员救火的角色，但这样的外交难以持续。德国外交应从日常应急事务中抽身而出，花时间思考根本性的问题，谋划面向未来的方案。德国素以其思想家而闻名世界，德国外交需要哲学，不然的话，德国无法在欧盟起到领导作用，也很难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前些年出现的以文强欧的理念是欧洲对国际政治思想的贡献，如今却差不多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外交和安全政策军事化倾向，而且这一倾向已成为欧洲及德国政治辩论的中心议题。然而，让欧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尊重和荣誉的不是军事的欧洲，而是民事的欧洲，文化的欧洲和社会的欧洲。德国外交要有胆识，赋予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以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空间，哪怕是一些乌托邦的思想也可能实现。这一点在历史上多次得到证明。试图用更多的武器和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来创造更多安全与和平，也可能误入歧途，适得其反。

人权是国际政治公认的公共产品。为他国人民实现人权提供帮助是一种美德。为难民提供保护或为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应受到尊重。但是要在国外强行捍卫人权，容易导致干涉他国内政和对他国意识形态指手画脚，这会引发不满和怀疑，尤其在那些曾被殖民压迫过度国家。当人权主张绕不过自身利益考量时，辩论外交政策的诚实和公信力就会受到质疑。在保护人权的同时，确保本国公民得到安全稳定的权利不受侵犯，变得越来艰难。难民危机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

如何在新的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跨大西洋的，欧洲的还是全球的，这是德国外交尚未回答的问题。向西看，昔日的朋友美国不再是原来那个美国；往东看，令德国畏惧的敌人苏联已变成俄罗斯；向前看，中国从贸易伙伴变成了经济伙伴和竞争对手；身边又是需要全面协调的法国；往中东欧方向看，历史遗留下的阴影还有待照亮。德国必须在世界秩序动荡、外交利己主义加速发展的时候找到自己的道路。这并非易事。战后秩序会继续发展，这一次德国外交需要新的哲学和思想参与构建新秩序，为世界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

（本文德文版首发于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中文版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中心副主任毛小红翻译，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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