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形容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原住居民，他们作为占多数的穆斯林，与占少数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一起和平地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讲述的是一个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奥斯曼帝国时代。

自1917年起，背信弃义的大英帝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背叛了阿拉伯人的独立事业。他们先是经历了30 多年鼓励犹太人移民和购买土地的委任统治，在纳粹的罪行时代（他们对此毫无责任）结束之后，又面临巴勒斯坦人拒绝接受并发起反抗的不公正的联合国分治计划。接下来是1948 年的战争和种族清洗。而在19年后，位于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的残余部分也被占领。

以色列的独立是巴勒斯坦人的劫难。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家园的权利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但以色列从未承认。用巴勒斯坦学者纳迪姆·鲁哈纳（Nadim Rouhana）的话来说：“一群生活在其故土的人和一群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发生了冲突，因为后者信奉的思想认定这片土地专属于他们，这就是双方对抗的本质。”然而，巴勒斯坦领导人仍同意接受一个仅占这片土地面积22% 的国家—这种出于历史原因的妥协被称为“通情达理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

纳克巴将继续作为记忆和“当下的历史”而存在。它表现为长期被占领，土地被没收，犹太人定居点扩大，吞并的威胁始终存在，房屋被拆毁，以及为保护以色列的安全而建造的“种族隔离墙”—这是一场没有止境的灾难。坚忍不拔（Sumoud）的精神，对民族身份的保全—以及坚持抵抗—持续不断地体现在争取自由、尊严和人权的斗争中。

这两种主导叙事（master-narrative）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不如说是截然相反，而且完全势不两立：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的公正和胜利，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则是不公、失败、流亡和羞辱。几十年来，这些叙事通过有意选择、来回重复和不可动摇的自信不断发展巩固。

英国最后一名巴勒斯坦高级专员艾伦·坎宁安（Alan Cunningham）爵士在委任统治不光彩地结束几周后提出了这一观点：“处理巴勒斯坦政策时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就是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都不会提及另一方。”他回忆道：“他们看上去似乎无视了彼此的存在。”共同点从一开始就几乎无处可寻。

试图调和或整合对立的叙事的课本必须把两种叙事分别印在奇数页和偶数页上。巴以之间曾经就一个雄心勃勃地名为“共同历史”的创新项目进行辩论，很快就有了结论，那就是双方的版本几乎没有相同之处—那时还没进入20 世纪！ 第二次因提法达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教育工作者不得不放弃为书写双方都能接受的“桥梁叙事”所做的努力，因为“两族人民对与‘ 另一方’有关的事情的猜忌、仇恨和发自内心的恶感，（已经）变得过于强烈”。

交会的事实

然而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在重要时期发生的事实达成的共识越来越多了。从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以色列自称“新历史学家”的学者们借助新开放的官方档案，重写了1948 年战争的历史，与从前被以色列贬为宣传手段的传统巴勒斯坦叙述更为接近，但并不完全相同。

当以色列“形成国家”的英雄时期不再是禁忌时，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伊兰·佩普（Ilan Pappé）、汤姆·塞格夫（Tom Segev）和阿维·什莱姆（Avi Shlaim）用不同的方式对神圣不可侵犯的早期全民共识大开杀戒，而对于1982 年的黎巴嫩战争和5 年后的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发生的事，争议也爆发了。

巴勒斯坦学者虽然缺乏阿拉伯方面的文献资料来源，无法获得以色列的档案，还受限于自身的无国籍状态，但他们仍开始更积极地审视其历史，尽管没有产生那么多引人瞩目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瓦利德·哈立迪（Walid　Khalidi）包罗万象的研究《剩下的一切》（All That Remains）为记录被以色列摧毁的巴勒斯坦奠定了基础。耶西德·赛义格（Yezid Sayigh）为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及其建国的追求所做的一丝不苟的翔实记载，出版20 年后仍无法超越。巴勒斯坦裔美国历史学家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不仅是另一项欧洲殖民计划，同时也是犹太民族的民族运动，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为代价实现其目标，这一直言不讳的透彻见解也相当完善。

现在没有人激烈争论譬如1948年4月在戴尔亚辛（Deir Yassin）大屠杀中有多少巴勒斯坦人死亡，或者在那一年的战争期间或之后有多少阿拉伯村庄人口锐减或被毁等问题。也罕有人接受以色列的原有说法，即导致巴勒斯坦人外逃的原因是“奇迹”或是阿拉伯入侵军队的命令。一度被视为不可靠的口头证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纳克巴的理解。

关于这个时期的自传性记录也是如此，人们留下记录的动机是给创伤性事件留下见证，避免记忆被抹去。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关于巴勒斯坦人的家系、民俗和文化的研究蓬勃发展，有关老房子和零落的社区的数据也被收集并公布在网上。卫星电视频道提升并保持了人们对此的兴趣。巴勒斯坦的未来或许风云莫测，但它的过去正在以空前的方式被研究、被展示。

学术研究已深入公众意识。以色列知名记者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在2014年掀起轩然大波—尤其是在美国。他根据对以色列退伍军人的访谈，发表了一篇报告，原原本本地讲述了1948年大屠杀和数千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吕大（Lydda）的经过。他坦率地称之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代价”（这引发了争议），但他认为别无选择，也没有任何悔罪的表示。

“若犹太复国主义要继续存在，吕大就不能存在，”沙维特写道，“若吕大要继续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就不能存在。”

近年来，以色列领导人每过一段时间就对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公开表示同情，但至关重要的是，他们拒绝承认对此的责任。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revisionism）无论多么诚实，在现实世界中都有严格的限制。不断变换的视角表明，人们目前更加关注不能再简化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冲突的核心。部分原因在于以色列与埃及和约旦的和平条约，（自1973年起）国家间战争（表面上）的结束，以色列与保守的阿拉伯海湾国家关系的谨慎“正常化”，以及2011 年以来“阿拉伯之春”的血腥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