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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从“兄弟”到“同志”
关键字: 毛泽东党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治李大钊李立三1918年10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块银元。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念及此处,依然十分感动,他说,这8块银元是李大钊的特殊照顾,8块银元的“工资很不低”。
1915年,毛泽东曾经在长沙的报纸上,以“二十八画生”之名征友,结果是来了“三个半”人,一个是罗章龙,另外两个人的名字,他后来忘记了,而那“半个”是李立三,因为他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没有表态就走了。
李立三后来说,当时他是被毛泽东的博学所震撼,感到自己读书太少,在谈话时竟一句也接不上来,因此,只好自惭形秽地离开了。
1922年7~9月间,李立三协助毛泽东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而另一个在罢工中协助毛泽东的人是刘少奇,他来自湖南宁乡。刘少奇少年奇才,因喜读书,且在家中又排行第九,所以绰号“刘九书柜”。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23年,与他一起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的北大学生邓中夏说:“隆郅,你的名字太复杂了,一般工人不能认得,不如改了为好。”看到工会门口站着三个人,邓中夏便说,“你就改叫‘三立’吧”。李隆郅说:“‘三立’太俗了,我改叫李立三吧。”
当时,他们谁也没能想到,“立三”这个名字,日后会与“中共六大”后形成的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而载入史册。
李立三也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与萧子升不同,他因“思想过激”而遭到李石曾和吴稚晖的排斥。1921年10月,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103名留法学生,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到达上海之后,蔡和森即被留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而李立三则被派回了他的故乡湖南。
在见到毛泽东三天之后,李立三便跟随毛泽东去了安源,开始领导安源的工人运动。
李立三与蔡和森,既是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校友,也是周恩来留法期间的学友。正像谈到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就不能不从他们与易礼容、李立三一起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说起一样,讲到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能不追溯到他们与李立三、蔡和森的共同友谊。
今天想来,日后那些改造了中国的“同学少年”,似乎生来即是有缘的。
为人类而牺牲自己——这是马克思17岁时所写作文中立下的志愿,而这也是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的信念。
1901年,由基督教青年会的12名会员组成的耶鲁大学“德怀特·霍尔”小组,提出了雅礼协会的最初计划,正是这个计划,导致了长沙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以及护士学校的诞生。耶鲁大学位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那里曾经是新教徒的避难所。1854年,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此光荣毕业。“雅礼精神”是清教伦理的体现,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概括来说,这就是“全心全意地创造财富,但自己却绝不享受这些财富”。
1972年年底,海伦·斯诺重访中国时,访问了毛泽东长子的诞生地长沙湘雅医院。当时,她感慨地谈到了清教精神与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精神品格的联系,她说:“在古老的中国文明中,唯利是图根深蒂固的,非物质的动机对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共产党人,首先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精神价值—为了崇高的目的,可以做出任何自我牺牲。”
她还说,共产党人的精神,与现代“大学精神”有着某种联系——“实际上,毛泽东主义的原理,同上面列出的剑桥、牛津、耶鲁的原则有相同之处,只是某些方面更适合中国的实际罢了。从受英国教育的杨昌济老师那里,从他第一位妻子那里,毛泽东学到了这些原理”。
这一解释,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是在怎样的环境中成长的。
而像李振翩这样的“雅礼精神”的服膺者,何以会成为新民学会的会员,而大多数新民学会的会员,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人。
海伦·斯诺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思考并讲述了什么是“大学精神”、什么是早期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
1931年,新民学会的主要创始人蔡和森因叛徒出卖,牺牲于广州军政监狱,年仅36岁。
1976年11月,新民学会的另外一个主要创始人萧子升病逝于乌拉圭。
自从与毛泽东分道扬镳之后,萧子升一生都在逃避和“逃跑”,他最终逃到了南美洲。而这个“逃避者”晚年著书,深情地描述了与毛泽东徒步走遍湖南5县的经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毛泽东与萧子升生于同年,也均享年83岁。
毛泽东奋斗了一生,而萧子升则空说了一世。毛泽东当年的这位“兄弟”,并未成为他的“同志”。
当新民学会的主要成员李振翩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含泪写下这样的诗句:“仰望巨星今不见,长使世人泪满襟。愿化悲痛为力量,加紧服务为人民。”
今天看来,如果没有毛泽东,如果没有新民学会那些“同学少年”,没有“嘴巴大的能塞进一个拳头”的李立三,如果没有善于经营、胆大心细的蔡和森、易礼容,如果没有立志“宁可一日不吃饭,不可一日不学习”的“刘九书柜”(刘少奇),中共能否像毛泽东当年向萧子升预言的那样,用30~40年的时间就能取得全国政权,恐怕尚在未定之天。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长沙新民学会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新青年,仅凭“中共一大”那13个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一定会是另外的一幅画卷。
毫无疑问,革命是惨烈的,政治是严酷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逃避惨烈与严酷。在信仰、真理、路线问题上,他们毕生都没有过丝毫的妥协与退让,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哥们儿兄弟,他们不是利益集团——而是为了真理而斗争的同志。
同志——这是王阳明发明的词,新民学会的会员们用这个词来称呼彼此。
同志之间,只有信仰、思想、路线分歧,没有利益之争。
【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新书《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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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楚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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