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利益都是相对的利益。富人眼中的一百元简直不是钱，拿到穷人堆里却可能是巨资。“利益感”依不同情况微缩或放大。权力也是这样，因置于不同的空间而造成感觉多变，遇权力大户时会相对失重，遇权力小户时会相对增重，传导出不同的心理信号。

若拿社会学的尺子量一量，无论看薪资，还是看权势，还是看实际生活状况，当哥的似乎更应该被运动冲击，当弟的更应该乐见政治洗牌。不妨设想：如果那位弟调入省委机关，他的学历不足为奇，级别只够垫底，在三六九等中叨陪末座，上面那些长官数不胜数。别说运动不会顾及于他，依屁股指挥脑袋的常理，他还极有可能参与兴风作浪。换一下位置，如果那位哥下调县域，成了县委书记或县长，是民众视野中最扎眼的大人物，别说他没资格造反，据出头椽子先烂的常理，他最可能被乱民们揪到台上去挂黑牌。

由此可知：

位于社会上层的造反派，不一定不是潜在的保守派；

位于社会下层的保守派，不一定不是潜在的造反派。

他们的际遇决定态度，位置决定观念，有时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比如一纸人事调令，就改变了他们的政治生涯。

“文革”就是这样万象纷呈和千变万化。与骆思典、安德佳等同行相似，美国学者瓦尔德（Andrew G. Walder）也回到利益视角，在《北京红卫兵运动》一书中指出，“文革”中的各种政治态度通常受制于当事人的社会利益，包括“与权力结构中的关系”，“更好生活水准与前景预期”，“那些旨在掩盖自我利益的毛式修辞下隐形的群体利益”等³。相对于很多人把“文革”看成疯子的胡闹，一大堆电脑中的乱码，这些学者辨识利益动机，梳理行为逻辑，表现出更多的细心，已有很大的改进。正常人——或说“利益理性人”的面目轮廓开始在这种叙事下浮现，一出僵尸剧重现人的体温和脉跳，还有真切可辨的面容。

他们的不够之处，是比量尺度还过于单一，缺少相对的、动态的、多样的视角，因此处理更复杂现象时也许举步维艰。比如“出身好”与“出身不好”，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区别依据，但如前所述，半年以前与半年以后的故事不一样，一墙之内与一墙之外的故事不一样，身处社会上层或社会下层的故事不一样……在不同的博弈棋局里，定数之外有不同变量，如果以“出身”解释一切仍是冒险。

任何一个“文革”的过来人，都不难在自己的记忆里，打捞出对于这种解释公式的几件反证。当然，这只是说乱中有序，复杂中有简单，模糊中有清晰——恰恰是这种“乱”证明了政治选位不过是因地制宜和相机行事，暗中却伏有人们内在统一的逻辑：利益，特别是政治权益。之所以呈现为“乱”，是因为任何利益都非抽象之物，在实际生活中总是受制于不同利益关联圈的结构。身处一个人口大国的十年，大格局是各种小格局的串结，大利益是各种小利益的叠加。前/后、内/外、上/下就是几个可能交错的基本关联圈；亲友、师生、邻居等人脉关系，知识、思想、兴趣等精神联系，作为非物态的“软利益”在场，也可能形成更多关联圈，以至一个本该参加保守派的哥们，纯粹是爱打球，舍不下一群球友，反而附和了造反派。这种情况也不能排除。

几个圆相切，一个圆心可能同时是另一条圆弧的切点，一条半径可能同时是另一个圆的直径。因此在彼此交错的N个利益关联圈里，利益理性人很难是单面人，总是依据不同的逐利策略，呈现出N个面孔。《芙蓉镇》一类电影囿于那些天使/撒旦、文明/野蛮、进步/反动的传统二元模式，描述一种单色的、恒定的、绝对的“造”或“保”，乃至“善”或“恶”，无助于人们看清多面和多变的真实。

揣上这种人生路线图闯入现实，没几个不碰得鼻青脸肿的。

这件事下面还要说。

利益区位与博弈规则

杨小凯取得美国博士学位，生活在太平洋那一边，日后一直强调自己以前是“造反派”，不是“红卫兵”，在意Rebellion与Red Guard在英文中的意味差异——这一点可证西方“文革学”的偏好与强势。

中国的语境当然不一样。因官方对“文革”的全面否定，因一些伤痕文艺作品的反复渲染，“造反派”与“红卫兵”同样恶名昭昭，几乎毫无区别，都是“极左派”的别称。

谁都愿意给自己一个小羔羊形象，只会说别人是造反派。造反派么，就是那个抽象的垃圾桶，模模糊糊的魍魉幻影，一些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纸上概念。在这种情况下，“前造后保”的只说后，“前保后造”的只说前，“内造外保”的只说外，“内保外造”的只说内，“上保下造”和“上造下保”的分别只说上和下……有些人说到激动处，悲屈得两眼发红，一肚子苦水没处倒，甚至把自己的后知后觉偷偷前移，好像自己当年已是一个候补的遇罗克，一个漏网的张志新⁴，大义凛然，铮铮铁骨，差一点被龌龊鼠辈割了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