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认为，现在亚洲是时候共同探讨如何应对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溢价、不稳定和输入型冲击，从而形成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相对稳定发展的区域。

要知道，到2050年，亚洲有望成为全球一半产出的生产地，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保住了亚洲，也就保住了世界，因此亚洲对全球发展意义重大。如何探索共建一个让亚洲各国相互加持的体系，我认为现在正是时候。

这个体系应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基础设施能否实现互联互通；第二，产业链和供应链能否互相分享各自的比较优势；第三，能源特别是能源转型，以及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否实现相互连接；第四，金融方面，因为金融是对前三者提供支撑的保障。我们应该在本区域至少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这应该是各国的共同诉求。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如何在地缘政治的干扰下形成共识。尽管大家都认识到安全与区域合作机制的重要性，但也担心美国可能会进行干预。如果在东亚这样做，美国是否会持负面看法？因此各方可能会有一些犹豫，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3月17日，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政（右）会见日本驻越大使伊藤直树，表示希望日本在能源领域向越南提供支持。

亚洲内部的稳定，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也尤其不意味着要排斥美国。它是在一个开放系统中推进的，但这需要亚洲国家政府领导人的决断力，以及产业和企业之间的理性选择，来冲淡地缘政治带来的干扰。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好在亚洲已经有不少机制，比如RCEP、东盟+3、东盟+1等。我们可以在这些平台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从而推动这一议题的向前发展。例如RCEP涵盖了东北亚、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可以把我们的共同利益做大。

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中国会发挥一定作用。中国的经济体量、产业的完整性以及在能源转型方面的优势，都可以起到稳定作用，大家共同把这个区域的平台搭建好。

观察者网：您在《联合早报》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现在的决定，是一种不主动锁定位置、为结构性变化预留空间的战略智慧。可否聊聊东南亚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等地区国家现在对这一局面存在哪些不同期待？

顾清扬：首先，我觉得中国的立场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我在《联合早报》中讲的主要是中国对中东局势的选择，即一种比较理性、静观其变的立场。原因在于，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主要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和能源利益，而非军事或战略联盟方面的利益。此外，中东问题中美国扮演着主要角色。

在当前中美关系有所缓和的情况下——这对中国是来之不易的——中国要尽力完成自身的战略目标。我认为中东地区的能源和“一带一路”相关经济项目建设固然对中国重要，但还不是最主要的战略目标。因此中国现在主要聚焦于自身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中东问题尚未达到这一层级，所以在局势尚未明朗时，中国选择相对被动、静观其变的角色，而不是主动介入，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中国需要维持自身战略目标的实现，不能过度分散精力。

第二个层面是关于区域性的角色。我前面提到的区域机制——基础设施、产业链、金融保障以及能源转型——涉及的是区域内国家的切身利益。尽管有美国的影响，但核心仍是区域自身的利益。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可以发挥更主动的力量。

首先这是中国的利益所在。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周边环境如果不好，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以及2035、2049两个战略目标的实现就可能受到影响。同时，相比于周边国家，中国的体量和稳定性都较为突出，中国也有能力起到积极作用。

至于日韩，特别是日本，对中国扮演这样的角色心情显然是矛盾的。从地缘政治角度，他们可能不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他们在地缘政治上倾向于美国。但从经济和现实理性来看，日韩高度依赖能源进口，产业链和供应链也需要稳定，目前它们的经济比较脆弱，已经面临诸多困难。因此，其出于经济理性又希望中国真正发挥稳定作用。

这就是日韩，尤其是日本面临的矛盾。如何突破？首先还是要看事态的演变。如果这类油价冲击对日韩只是一次性的小冲击，那么它们可能采取观望或不积极的态度。但如果冲击较大且持久，那么地缘政治的站队倾向最终可能会服从于经济现实，导致他们更加注重理性。

因此，这两种因素的交锋——国际地缘政治的站位与经济稳定及国内稳定——将取决于事态如何发展。如果周边国家的经济越不稳定，中国发挥的作用可能越能得到肯定；反之，那些国家的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价值取向可能会占据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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