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群众诉求的复杂性。基层工作要处理群众提出的各种各样诉求，有时同一个问题背后的动机不同，有时不同人对同一个政策的期待不同，有时不同时间点发生问题的处理政策不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一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

以非粮化整治为例，有些与土地撂荒有关，有些涉及产业结构调整，还有些是大规模土地流转造成的，每一个案例所牵扯的利益都十分复杂，要实现政策目标，需要基层干部做很多具体工作。

群众诉求的复杂性还表现为村庄中个别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比如，国家投入惠农项目为村庄拓宽道路，不属于土地征用，却要占用个别人的土地，如何处理？甚至还存在个别群众诉求缺乏依据的情况，如何处理？比如，村庄选举中出现了矛盾，被选掉的农民在所有的公共事务中都不配合，如何处理？

基层工作涉及利益调整，实施惠农政策让每个村民都享受好处，但是有的受益多、有的受益少，农民之间会相互比较并引发矛盾。基层工作不同于办公室工作，不一定风平浪静，“剪不断、理还乱”是基层工作的常态，也是乡村干部的工作日常。

如果在考核压力下，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变成“小事不能出村，大事不能出镇，矛盾必须化解在基层”，则使得乡村干部不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会突破工作要求，甚至出现所谓的“花钱买平安”。由于基层工作具有示范效应，一个问题被策略化地解决，就会诱发更多类似的诉求，让工作陷入被动。

2024年8月16日，蒲纺工委六米桥社区翠泉花苑小区物业人员、下沉单位党员、支部书记、业委会成员及“两长四员”代表等召开“邻里圆桌会”

三、如何做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越是随着社会复杂程度提高、流动性变强，就越需要通过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来增加国家治理能力。作为社会治理对象的群众主体越是多元、诉求差异化越是明显，基层治理的难度就越大，用行政管理手段、标准技术工具解决问题所产生的偏差越大，也因此就越需要运用“枫桥经验”，发挥党员干部紧密联系群众、熟悉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的基层工作优势。

只有做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才能够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缔造出国家有为、社会富有活力的基层工作局面。如何做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第一、科学理解“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指基层发生的大部分矛盾是日常性的与广大群众密切相关的矛盾，也即凡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都会发生的利益纠葛或行为冲突，这些矛盾细小琐碎、无时无处不在，需要基层承担责任、发挥能动性才能够解决。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也是指，这些矛盾不仅适合由基层解决，而且契合基层工作优势，只有靠基层才能够有效解决。如果行政直接介入这些细小琐碎的日常矛盾，不仅效率低，而且成本很高。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指鼓励基层发挥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动性，当群众出现诉求后，引导他们首先向处在身边的乡村干部反映并寻求解决，当基层解决不了时，再向更高层级反映。

因此，“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属于工作理念，不是工作指令，更不是考核就能够达到的。如果“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变成了“矛盾必须化解在基层”，就是将这种灵活的、依靠基层主动性的工作方式变成了基层迫于考核而完成行政任务，基层治理便是从能动状态变为被动状态。

并且，基层虽然90%以上是日常矛盾，却依然有一部分问题是村里无法解决、乡镇也无法解决的。“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是指基层在资源有限、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发挥主动性解决大部分矛盾，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在此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基层解决不了的矛盾，则必须上交。

所以，“枫桥经验”的另一面是，基层能解决和能不上交的矛盾尽量不上交，而基层不能解决的矛盾则要及时上交，由上级研究甚至承担主要责任。“枫桥经验”要做到：无需上交的矛盾要就地解决，基层解决不了的矛盾则要立刻上交；不该上交的不上交，该上交的则上交。通过“不上交”和“上交”这两个方面，发挥基层与上级的“两个积极性”，由基层和上级协作共同解决问题并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如果“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片面地理解为“基层必须解决矛盾”，则突破了基层权限，也违背了工作规律。基层为了满足“必须解决矛盾”的考核要求，委曲求全，用“开口子”的方式去解决基层解决不了或不应该由基层解决的事情，反而会鼓励越来越多的群众提出超出基层责任的诉求，破坏社会治理平衡。

第二，提升基层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性。“枫桥经验”依赖基层做群众工作，采用的是群众工作方法。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是乡村干部具有内在积极性，且熟练掌握群众工作方法。目前，基层为了满足自上而下的标准化、制度化要求，对干部提出客观标准要求。但是，这些并不能替代做群众工作能力。做好群众工作，发挥“枫桥经验”关键是乡村干部走出办公室，沉到群众中去。乡村干部距离群众越近，群众就越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乡村干部凡是真正沉入到群众中去，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

第三，社会治理要采取短链条逻辑。目前，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增强，国家介入社会事务的范围越来越广，在很多方面，国家可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但是社会治理领域常常面对的是群众之间的琐事，很多统一化、标准化、程序化的规章制度，不一定适用于解决这些问题。

在社会平安稳定的大局面下，基层主要的精力是接触群众、组织群众和引导群众解决身边小事，密切党员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很多群众身边的小事具有发生的场景，属于面对面纠纷，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需要灵活多变，相关部门不宜采取长距离监督、远距离考核的工作方法，而是要鼓励和支持基层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就地解决问题，避免“一把尺子到底”，适宜由基层探索从当地情况出发行之有效的百花齐放的工作办法。

第四，为社会秩序留下冗余。首先，科学分析“小概率事件”。矛盾发生之后，要深入研判，区分普遍性问题与个案问题，偶发事件与苗头性问题，区分特殊与一般，进而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对于偶发的问题，要留有一定冗余，避免为了消除偶然而投入主要精力，要将工作重点放在绝大多数群众最迫切的需求上。

其次，区分“底线”思维与“不出事”要求。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群众普遍诉求的事情上，要坚持“底线”思维，将回应群众利益作为工作根本。由指标考核所造成的基层“不出事”思维，有时不是从解决问题出发，而是回避问题，反而让群众的切实利益得不到重视。

第五，总的来说，在惠农资源下乡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下，当前基层社会治理面对的矛盾以日常性为主，群众反映的多是生产生活上“补短板”诉求，在这种总体格局下，基层社会治理应当更重视群众和基层干部内在力量的发挥，减少因为考核或一票否决而造成的干部消极，让乡村干部沉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把蕴含在群众中的力量激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不断走向共建共治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