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判决书显示，2014年4月至2017年8月，蓝天格锐非法吸收钱款共计约402亿元，均由钱志敏控制支配。其中，341.18亿余元用于向12.8万名集资参与人返款，3.367亿余元用于公司日常支出及项目运营，其余钱款用于购买房产、珠宝、汽车等。2015年至2017年，钱志敏个人购买了331件翡翠钻石等珠宝，总价约为1.67亿余元。钱志敏还与合作伙伴任江涛先后出资121.5万元，用于三世佛像贴金和多尊法器的铸造。

在台面上，蓝天格锐更多推出的是法人代表任江涛。据任江涛的法庭供述，自己通过玩网络游戏认识了钱志敏，因他在游戏中完全服从钱志敏的指挥，钱志敏让他担任蓝天格锐的法定代表人，约定干满三年就给他100万元，另外每个月给他开3万元工资，一旦公司出了事需要他来扛，但钱志敏会想办法把他捞出来。

任江涛称，他在公司内部参与理财产品宣传、吸揽银行卡、管理“矿场”等工作，但实际上只是挂名，具体工作要听钱志敏的安排。为了提高知名度，蓝天格锐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过会议，还给任江涛“买”了一个中国商界诚信领袖的称号。

蓝天格锐还在全国多地设有所谓的“多特币超算中心”，在全国五个地区建立了七个“自动化矿场”，号称有“18000台多特币矿机”的部署，还组织大量投资人前往实地参观。不少投资人看到机房场景后，当时深信不疑。而实际上，机房里都是些早已被淘汰当成废品处理的服务器。

任江涛在法庭上供述，钱志敏给公司定的业务之一是比特币和多特币“挖矿”，使用电脑网络挖这两种币赚钱。“矿场”里的矿机最开始挖比特币，后来机器过时了，就挖多特币，他把挖出的虚拟币不定期转给钱志敏。蓝天格锐面向投资者销售的“蓝天一号”“蓝天二号”“有利又币”理财产品也对应比特币和多特币。

蓝天格锐“矿场”的托管方潘某的证言称，矿场的矿机及电费由钱志敏提供，网络由钱志敏派人连接，挖出的比特币打入钱志敏的网络钱包。到2017年，矿机都淘汰了，以每台30元作废品卖了，钱都交了电费。英国法院文件称，蓝天格锐只是用一些近乎淘汰的设备做样子，以此来欺骗潜在投资者。

跨境追索成为新难题

2022年12月，蓝天格锐案启动退赔程序，全国多地公安机关发布该案集资参与人信息线上登记公告。多名已经收到清退款的投资者透露，清退小组在2023年5月退回了被骗资金的8%；同年10月又退回了5%。据悉，蓝天格锐430亿元的非法集资案中，截至2024年4月，警方追缴回来的资金为28亿，仅占集资总额的6.5%。

英国警方查封的6.1万枚比特币再次给投资者带来了希望。不过，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对于这些扣押的资产，英国皇家检察署已经向高等法院提起了民事追偿程序，如果没有其他人对犯罪资产主张权利，一半归英国警方所有，一半则划归英国内政部。

2024年4月末，有2500名蓝天格锐投资者给中国公安部提交联名信，希望中方与英国政府展开谈判，追缴回“用他们的钱购买的比特币”。

2024年7月，有中国受害投资者在英国提起民事司法程序，提出对蓝天格锐的海外清盘申请。同年9月，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商业与财产法庭受理后签发命令，向钱志敏、任江涛、公司注册地以及中国的相关部门送达海外清盘申请书及相关文件，并在中国《环球时报》《法治日报》登载了清算申请公告。

财新报道指出，一般而言，中国的债权人无法在英国直接申请对一家中国公司的强制清算。不过，如果该公司在英国注册或在英国有大量资产和有业务，或者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英国拥有个人资产，中国债权人可以寻求通过英国法律系统追讨这些特定的资产

据财新报道，在本次钱志敏的刑事审判启动之前，多家中国律师事务所已接受委托，代表蓝天格锐案的中国投资人，向英国高等法院申请对6.1万枚比特币提出民事追索。包括己任律师事务所、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盈科律师事务所等在内，合计代理客户超过千人。

根据英国《犯罪所得法》，凡涉案资产被查扣在英国境内，境外受害人也可以通过民事追缴程序提出权利主张。由于民事追索案件要走英国司法程序，中国律所的英国合作所包括斐石律师事务所（Fieldfisher）、段和段英国律师事务所等。

北京师范大学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教授黄风对界面新闻表示，针对跨国追赃案件，中国和英国执法机关可以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开展合作，中方如果能证明有关财产来自于犯罪嫌疑人在中国境内的违法犯罪，那么英方在根据反洗钱法律没收被转移到英国的财产后，可以按照“分享制度”这一国际惯例，根据中国执法机关在其中投入的执法资源和贡献等，跟中国分享被没收的资产。

黄风认为，蓝天格锐集资案大多数证据在国内，中国律师更方便搜集证据，甚至能请求中国执法机关、外交领事机构等其他主管机关提供必要的帮助，以证明在英国被冻结扣押的资产来源于中国投资者的财产。当然，中国律师应当与英国律师合作，相关的诉讼和出庭活动应由英国律师在该国进行。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净菡律师曾撰文指出，在经济犯罪中，行为人往往将非法所得转移至境外，以逃避国内的刑事调查、没收和赔偿;由于资产转移隐蔽，追回损失极具挑战性，公安机关境外追赃难度极大、成功率较低，往往又会涉及刑事司法协助和外交层面的对接。

“尽管中国与少数国家已经签订了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但在实践中通过该途径;回赃款的实际案例极为罕见。一方面，这需要在国际礼让下开展协商，由于中国没有足够的机会向外国退赃，导致外国政府也很难基于互惠共识向中国退赃；另一方面，涉及较大金额的追赃合作，往往需要政府领导层的交流沟通，同时需要两国政府达成分配协定，目前只有极少数案件有机会触发这种机制。”徐净菡表示。

（观察者网综合财新、《财经》、界面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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