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化的民主

与中情局不同，半私有性质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使那些政治特务在政治生涯中不需要用假名过地下生活。但是，即使不那么隐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是通过有选择地向政治团体、公民组织、工会、不同政见者、学生团体、图书出版商、报刊和其他媒体提供资金、技术知识、培训、教材、电脑、传真和复印设备、汽车等在外国的国内事务中搅和。（Blum，2000，180）

有人估计，给帝国主义披上慈善形象的外衣使国家民主基金会成为比中情局更有效的国家政策工具——软帝国主义（Robinson，1996b，110~111）。

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早期是美国新闻署预算中的一个项目。在1999年，美国新闻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都归国务院管辖，通过国务院得到国会给它们的拨款，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小部分——但不是微不足道的部分——资金来自私有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他美国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司法部和国防部，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包括中、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支持促销民主的项目（Robinson，1996a，653；Rieffer and Mercer，2005，391）。在后苏联时期的欧洲，一个较早的改变政体的机会来自反共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③。其他一些机构也参与了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这个目标，如国家民主研究所④（NDI）、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简称劳联—产联）的团结工会中心、美国商会的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私人和政府支持的自由之家（FH）、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SI）及其他的政府和私人机构（见第三章和Sussman，2006），

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和团结工会中心的中右政治倾向是比较明显的。观察国家民主研究所——特别是国际共和研究所（IRI）——成员的背景和联系（IRI有64个公司和基金会的“施主”）就可以发现官僚和资本家们惊人的交叉（政府官员与公司勾结），其中有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及《财富》杂志500强的能源、汽车、媒体和军工产业的代表（IRI，2003）。虽然能源公司，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同时资助NDI和IRI，但是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主要目标国家，如委内瑞拉、伊拉克和中东的其他国家，这些公司的影响远远超过它们直接对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做的较小贡献。使国家民主基金会成为特别有用的工具的是，它资助的研究所的大部分活动不必向国会汇报。

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美国在海外的法律、宪法、公民社会和选举等方面的培训。本书专注于选举领域，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最具有争议。在这个领域，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它觉得有希望过渡到自由民主的国家内鼓励举行选举，也支持已确定要选举的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的批评家们认为，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干涉主义者，是佯称无党派的反共冷战遗物。这样的干涉可能会损坏美国的长期名声。一位密切观察国家民主基金会早期支持“过渡”的学者杰宁·威德尔（Janine Wedel）把促销民主的公司描述为大体上的一种淘金热：“随着‘过渡到民主’成为时尚，一些前途渺茫的政治候选人和顾问以及一些基金会和自由撰稿人竞相探索和利用这个新边疆。”（Wedel，2001，4）

国家民主基金会坚称自己是无党派的，这是基于它包罗了许多的权力利益集团：美国的两大党派、企业界和劳工界。但是，这些在国家民主基金会中有一定地位的利益集团实际上早就紧密地与狭隘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目标勾结（Right Web，2007）。这些利益集团表面上和谐共处是为了制造一个“国家与非政府组织脱钩的假象”（Kennedy and Lucas，2005，316）。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美国很少在一个不适合它更宏伟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地区促销人权和民主。”（Chaulia，2006）

在把为国家外交政策目标服务的工作承包给非政府组织、学术界、职业的咨询公司、自诩的人权团体及其他私人团体方面，国家民主基金会作为半私有的基金会是有用的。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初期完全是由国会资助的。那时，国会并未打算资助国家民主基金会去跟美国国内的政党打交道。然而，两个最主要的受资助单位——国家民主研究所（NDI）和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却是与民主党和共和党有联系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约2/3的资助是给它的4个核心研究所，其余的给了私营承包商们（Scott，2002，200）。它在1994年开始接受私人捐助，它的筹资来源中包括主要的军工和能源利益集团，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公司。

美国国际开发署认为，在一个有多元机制和“自由市场”的系统中，民主是有范围且可持久的（USAID，2007）。威廉·布鲁姆（他在1967年为抗议美国入侵越南而辞去了在国务院的职位）认为，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基本哲学理念是：

在一个有自由市场、有阶级合作、有集体谈判、政府干预经济最少、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反对最少的系统中，劳动人民和其他公民会得到最好的服务。自由市场经济等同于民主、改革和增长，它重视外国投资的好处……简而言之，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与新世界秩序的经济全球化是同步的，因此这些项目多年来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谐一致。（Blum，2000，180、181）

国家民主基金会怎样选择它的目标国家呢？威廉·罗宾逊认为，它的一部分资助是与国会及其外交政策的优先项目相联系的（Robinson，2007）。他认为，本质上，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政策来自国务院和白宫，有时候与中情局协调。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修改了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把人权作为重点”，推行另一种形式的促销民主（Carothers，2000，189）。作为全面援助民主的主要资助和实施渠道，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始实施一项支持东欧民主的计划（Support For East European Democracy，SEED），它规定该地区的国家要得到美国的资助就必须接受美国式民主的机制和市场经济制度，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文件：“1989年SEED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中、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向民主和自由市场逐步过渡，使它们能够超越过去，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内可靠和有成效的成员。”（USAID，2000b）最初的SEED立法规定，它的资金“不把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给予……共产党或其他不承诺尊重民主过程的政党或组织”（USAID，2000b）。

截至1994年，SEED得到的资助约为每年36亿美元（Hook，2002，114）。后来，SEED根据1991年《支持自由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得到的附加资助主要用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支持选举、多元政党和公民社会以及美国律师协会的中、东欧法律创议（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Law Initiative）包含的法制改革（Carothers，2000，185，191）。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网站坦率地强调，它的援助计划在一些方面有益于美国：

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主要受益者一直是美国自己。将近80％的合同和资助流回美国公司。对外援助项目有助于创造巨大的农产品市场，为美国工业产品开辟新市场，并且意味着为美国人提供数千个工作岗位。（USAID，引自Greenpeace，2000）

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与公共外交办公室（OPD）合作的第一个目标是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的桑蒂诺政府⑤。为此，它们积极组织、支持、统一和促进成立一个反对他的联盟（Roelofs，2003，164）。老布什政府拨款900万美元给NED用于支持尼加拉瓜，NED把其中400万美元以报纸出版者的名义资助反对派领袖瓦莱塔·查摩罗（Violeta Chamoro）在1990年的选举中作为总统候选人挑战奥尔特加（Stauber and Rampton，1995，166）。据说，国家民主基金会把10万美元直接给了她的报社，虽然这家报社没有给查摩罗提供版面（Bovard，2005，60），但查摩罗赢了。

不过，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人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干涉行动持不同政见。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kin，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当时说：“我们真的希望查摩罗夫人作为美国金钱能收买的最佳候选人而出名吗？我们真的希望在尼加拉瓜有一场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吗？”（引自Bovard，2005，59）奥尔特加在1990年选举失败后，依然是强有力的在野的反对派领袖，并且在2006年的选举中夺回了总统职务。

最近涉及拉美的有争议的活动发生在委内瑞拉，国家民主基金会在那里资助与查韦斯总统对立的政治反对派。一些反查韦斯的团体从美国得到数十万美元。一家国际投资银行的顾问乔治·福尔森（George Folson）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核心单位之一）所长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老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合作：在2002年那次短暂地推翻查韦斯的政变中，福尔森为卷入政变的政治军人团体喝彩（Rieffer and Mercer，2005，308）。查韦斯被短暂地非法监禁（总共47小时），政变的头目解散了议会和最高法院，宣布废除宪法。小布什政府为一些导致政变的事件指责查韦斯，却没有指责非法的夺权行为，这表明它完全支持那场政变。《纽约时报》起初在它的社论版支持政变，虽然它在查韦斯重新掌权后立即发表更正。

委瑞内拉总统查韦斯（图源/维基百科）

尽管国家民主基金会声称是无党派的，但一切得到它资助的机构在中、东欧实施的各种项目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明显利益，即阻止共产党及追随它的左派政治组织夺回政权。假如世界上有任何地区使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党派性在那里最令人注目，那就是前苏联及其盟国。20世纪90年代，西欧和美国在中、东欧对中间或中右政党的支持“集中代表了后冷战时期最大的党派性援助”。左翼党派（改革后的共产主义者）被西方援助者冠以“反民主的”，因此得不到政治援助（Carothers，2006b，153、165）。与欧洲更宽松的观念相比，这种做法更接近美国的民主概念，欧洲有更全面的公众辩论和参与的氛围。

《西方如何“营销”民主》，中信出版社出版

译者注：

①公共外交办公室是里根任总统时成立的跨部院机构，针对的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奥托·里克是古巴裔美国人，狂热地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里根时期曾任美驻委内瑞拉大使，小布什总统任命他为西半球特使和助理国务卿，尼加拉瓜内战时在美国公共外交办公室负责拉美和加勒比海事务，替contra反革命游说,2004年辞去公职,开了一家国际咨询公司。

②国家安全局隶属于国防部，专门负责收集和分析外国通信资料，包括监听电台广播、通信、互联网，尤其是军事和外交的秘密通信。

③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解体后波兰的第一任民选总统。

④国家民主研究所又称国家民主学会，成立于1983年，自称是一个非营利、无党派的非政府组织，它主张民主无单一模式，但一切民主有同一个核心原则——人权。

⑤桑蒂诺（1895-1934）是尼加拉瓜的革命家，1927年率领人民起义，迫使美军在1933年撤走，1934年他被叛徒国民警卫队司令索摩查谋杀，索摩查成为独裁者，他的家族两代三人执政。1961年，奥尔特加领导成立民族解放阵线（又名桑蒂诺运动），1979年赶走了最后一个索摩查。对抗奥尔特加政府的反革命组织被称为康德拉（Contra，即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