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包含着推进意识形态和文明模式构建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内涵在于，它是多样性历史文明进程的一个鲜明体现。从比较角度来看，二十世纪以来大国影响力的伸展，大凡经历了这样几种形式，或者是欧美文明引领之下的西方市场与民主制度的扩展，或者是苏联意识形态下的全球延伸。就这些历史过程而言，大体是普世主义语境之下的扩张进程。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中新兴经济体崛起，特别是中国作为其代表性力量的成长，折射出世界历史进程中又一波文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即使对于中国而言，不同的时代，其影响力的扩展有着不同的含义。

“一带一路”构想体现的是既不同于以前“世界革命”理念、也不同于上世纪80-90年代作为主导观念的“加入世界大循环”的潮流，而是蕴含着顺应潮流、但又主动影响着潮流变迁的新观念。但是，如何将对历史文明进程诠释，与推进“一带一路”实际进程相结合，并非易事。在文明多样性背景之下推进国际合作，较之于先前一元化语境下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更为复杂的语境。不言而喻，需要更为坚定的信念和更为精致的学术工具。

好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中，世界历史多样化进程中主体性观念的凸显，有着来自各方面积累的推波助澜。

其一，过去几十年来国际学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尤其是在对华认知问题上的正面阐述，与“一带一路”进程互相呼应，成为主体性观念构建的一个重要铺垫。尤其是国际学界出现的学术范式转换——文化历史、政治学和国际研究等等学科的相互交织和相互融合，讲究对于既存理论学术传统的反思，提倡“多元化的现代性”，大大冲击了西方传统意识形态的叙事传统优势，使“一带一路”构想可资运用的思辨与理论工具正在逐渐地趋于形成。

包括诺奖得主、传统的自由主义立场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近年有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研究，揭示古典经济理论对空间要素的一度忽略，正在影响人类基本经济活动的进行。他认为，很难设想贸易活动能够不考虑距离、交通基础设施等空间因素的影响。而这恰恰又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推进方面。这说明即使西方经典经济理论也大大存在着修正的必要。这方面的研究若运用得当，有可能在理论上使得“一带一路”弥行久远。

其二，国际学术积累中的精华部分可为“一带一路”的宏大抱负所用。例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布鲁戴尔非常强调地理空间等长时段因素对于历史的深刻影响，甚至认为这些要素会远远超过短期政策因素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与俄罗斯、中亚等伙伴国家如何经营欧亚大陆空间的合作，是牵动整个地区的关键。这不同于中国曾向远在海外的西方工业国家的开放政策。

欧亚大陆的地理不间断性，不光使得这种合作具有天然优势，同时，也凸显了大陆比邻国家彻底解决政治疆界问题所蕴含的极端战略重要性。这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空间优势。问题的另一面，大陆地缘政治的不间断性，也形成来自远在海外的大国地缘政治挑战的便利性：不断制造周边地区不稳定，以离间和削弱大陆强国之间的合作。用普京的话来说，地缘政治是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当代利器。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欧亚大陆国家，特别是中俄必须保持高度战略合作的极端重要性。

其三，近年来有来自各个学科背景的学者群体，特别是优秀中青年学者们强调“一带一路”战略对于中国文明和意识形态构建的独特作用。他们提出，中国所具有的既面向海洋也身处大陆的地理位置，不同于远在海外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也不同于大陆欧洲和俄罗斯，因此，可以兼具两者之优势，并形成独具中国品格的意识形态。这类对于主体性意识形态观念的深入探讨，表明当代中国学术界已经从“一带一路”的实践性探讨，进入正在一个更具理论进取性的阶段。

“一带一路”所经历的伟大实践过程，正在大大深化着人们对于中国影响力辐射空间的新认知。时代在呼唤着对于“一带一路”进程的多学科、全方位的深入理论构建。一个阐弘发微、理性均衡的理论学术建设进程正在深入酝酿和积累之中。可以期待，通过对“一带一路”的思考和研究，将会一步一步地构建起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但同时也属于世界的一个崭新时代的叙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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