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员化：对“带头”的庸俗化理解

一般而言，党员要发挥“先进模范带头作用”。而人大代表也要“带头”，“要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

但是，人大代表的“带头”与党员的“带头”，层次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人大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原则之一，是“坚持不直接处理问题的原则”，或者被称为“个人无权，集体行权”。换言之，人大代表在联系群众中的“带头”，可能更多体现在“开门立法、问政于民”方面。

然而从宣传来看，人大代表的“带头”高度同质化于党员“带头”。比如“带头流转土地，服务项目建设”、“带头捐资捐物”、“示范带动引导群众清理花坛、防汛护堤、疏通沟渠等志愿活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中，筹资、拆除旱厕和闲杂房屋”，等等。

这样的“带头”工作可能本不属于人大代表履职的一部分，对于人大立法和监督等职能重心的提振也没有太大关系，因此也可以界定为人大职能庸俗化的表现之一。

（三）行政化：对“解决问题”的庸俗化理解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说法，民主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管用”的民主，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所以，人大制度也是“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要制度载体。

但是，从人大本身的职能来看，人大“解决问题”的方式更多应该在立法和监督的层面，而不是行政的层面。

如果说地方治理面对的问题，可以按照公共性（私域/公域）和时效性（临时性/长效性），划分为多个层次，那么人大所要解决的问题的层次，也应该是具有长效性的公域问题。

一是，具有公共性的诉求（区域性的，行业性的）。

人大代表开村民会议、群众座谈会、屋场院子会，收集意见。诉求的社会受益面广，代表要进行建议酝酿（针对联系群众收集到的共性问题，联络站组织进站人大代表集体讨论，酝酿形成闭会期间人大代表建议）、建议交办。

比如：老旧小区改造的建议；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的建议；提档升级农村“四好路”，改善农民出行条件的建议；企业职工出行困难、解决工业园公交覆盖不全面、改善农村生活条件的建议；加大沿河流域整治力度、改善人居环境的建议；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改善办学条件和改善农村医疗设施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袁海波（右三）在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一种植基地了解务工人员就业需求（2023年2月11日摄）。资料图：新华社

二是，涉及公共部门行政监督的问题。

比如，人大代表专项监督政府部门对党委中心工作、民计民生热点难点议题的回应；围绕区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府一委两院，以及属于人大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事项，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约见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监督政府依法回应；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的“双向衔接转化”。

三是，需要地方性法规立法的问题。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采集立法民意，就是为了回应这类问题。

然而，在庸俗化理解“解决问题”职能的指引下，人大不仅要“走入群众”酝酿提案，还要“等群众上门”，将群众的意见诉求都视为所谓政治正确。这样一来，民意成了绝对主体；人大代表丧失了甄别和筛选民意的主体性。这样一来，人大就容易将自身混同于行政部门，处理大量群众反映的临时性的私域或公域问题。

比如，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室参与辖区矛盾纠纷调解。如果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则法官、调解员共同主持诉前调解工作（代表说理+法官说法）；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则人民法庭驻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室办理案件。

又如，人大代表联系社区，处理较少涉及人情面子和社会关系的部件性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不是结构性问题，因此容易解决。例如：路灯不亮的问题；雨污分流后小区积水问题（排水车排涝）；将租户的柴火炉具改为燃气三件套；某户居民空调外机滴水，接落水管；下水道堵塞疏通；空调外挂机放的位置影响出行，更换位置……

对“解决问题”的庸俗化理解，可能反过来进一步导致对理清人大与党委、与政府关系的意义的消解，让人大职能重心更加失焦和错位。以人大制度的“去悬浮”为导向的“向下扎根”，一旦与“向上生长”的初心相脱节，就会发生对“向上生长”的职能重心的替代。而一旦“向下扎根”成为人大职能重心，人大就很可能从复制党委或者行政主体的行为逻辑入手，寻找所谓的“创新路径”。

“创新路径”可能有两类。一类是，模仿行政主体的网格化治理体系、“民呼我应”、12345政务热线的运行架构，甚至悬挂“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的字幅。还有所谓“有事‘码’上办”，这种“迅捷治理”的原则可能更加适配临时性问题，与人大所应回应的“长效性”问题的契合性则有待观察。

另一类是，模仿党委“一核多元”的“元治理”架构，将自身定位为多元共治的召集者、社会资本的链接者和部门利益的协调者。因此，有地方人大负责人认为，一方面，人大有很多底线不能突破，没办法创新；另一方面，人大需要把创新思路打开，也就是打破在对比西方议会制度的前提下查找和弥补人大职能缺失的思路，将人大的作用定位为“软作用”，即“平台”的作用：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将‘属地’职能部门、党委叫过去”，“人大不需要亲自动手，不需要付出什么成本”。

事实上，人大所应做的是将政府职能部门的机关干部和群众都请进来，在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还要密切联系政府，目的是在协商的基础上，让提案和立法都更切合实际、更具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