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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绍伟:重要的是谁来检验真理
关键字: 真理实践逻辑陈平茅于轼真理标准三中全会哲学聚焦三中全会备受瞩目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三十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言犹在耳。近日,观察者网刊发茅于轼、陈平等学者的私人邮件(讨论之一、讨论之二),他们围绕真理检验标准、西方经济学地位等话题展开讨论。陈平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只是前科学。而茅于轼则回应检验真理的不是实验,而是逻辑。陈禹、孙涤等诸多其他学者也参与其中,引发了这次国内少见的争论。
旅美学者、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方绍伟先生也给我们来信参与讨论。方绍伟先生认为,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和逻辑,是综合实践的成功性、逻辑的相关性、认识的无可疑性和判断的主体性。观察者网刊发全文,盼更多读者参与讨论。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里,真理与“按真理行事”、“追求探索真理”、“为真理献身”等等相联系。我们说真理时,往往想的是真理的“价值性”和“真实性”。真理是西方“科学哲学”的热门话题,西方人讨论真理时,也同样关心真理的“价值性”和“真实性”,但是,他们比中国人更多地涉及真理的“逻辑性”和“社会性”,即除了讨论“真理是什么”之外,他们比中国人更多地去讨论“真理是如何在逻辑推理和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成为真理的”。
这是一个非常微小的区别,因为,在关心真理的“价值性”和“真实性”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确实也关心真理的“逻辑性”和“社会性”,只是在程度上没有西方人那么热切和执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只做不说”。
这个微小的区别包含着一个重大的制度文化含义:在确定真理的问题上,我们同其他事情一样更倾向于“单一权威”而不是“多元权威”,当涉及的真理是“社会真理”而不是“自然真理”时情况就更加明显(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错误的“有效市场理论”既是偏见也是多元解读的体现)。
我这里所说的这种制度文化差异,当然仅仅是一种“情感反应速度和程度”上的微弱差别,即问题不是西方人有而中国人没有,而是在都有的情况下程度不同。
这个文化差别的要害是:“谁来确定真理”其实比“什么是真理”更加重要。最近几十年,中国大大小小的历次真理讨论中,“谁来确定真理”极少被提到,即便涉及真理的“逻辑性”时也极少涉及“谁来判断逻辑真假”的问题。我把这种现象称为“主体性丢失”。在西方,除了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哲学家,其他多数哲学家也存在这个“主体性丢失”问题。夏佩尔在《理由及知识的探索》里对真理标准进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时,也没有强调这个“主体性”问题。
更明确地说,对这个“主体性”问题,中国人说得少,西方人说得多一些;在不说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更倾向“单一权威”确定真理,而西方人更倾向“多元权威”确定真理。
这就是说,大家在讨论真理标准时,其实说的都是“真理的标准应该是什么”而不是“真理的标准实际是什么”,大家关注的是“真理的规范标准”而不是“真理的实证标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某个权威按照“价值性”去确定真理(如“亩产万斤”),这种真理就不可能有持续的“真实性”,它在事后、甚至在事前都只能是“伪真理”。
但是,在事前就能判断“伪真理”却不那么简单。人不是认识决定信念的动物,人的有限理性导致人有时只能让信念决定认识。所以,“相对真理”有双重含义,一是真理是相对于特定“政治共同体”和“科学共同体”而言的(近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和平奖就特别滑稽),二是真理是相对于认识的发展而修正的,实践归纳会碰到可能性难测的“归纳问题”。“亩产万斤”现在我们能在事前就断定为“伪真理”,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亩产万斤”未必是绝对不可能的。
信念有时决定认识,现有技术和现有理论也能决定认识。我们爱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问题不是“检验”,问题是“谁来检验”。“谁来检验”是真理的“主体性”问题,真理的“主体性”决定了“实践的相对性”。“实践的相对性”包括已有信念对经验观察的干扰,也包括经验观察的技术局限和已有理论对经验观察的“污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真理最终要由经验观察来确定”的意义上是对的,但真理的“实践标准”终究也只是一种“真理的规范标准”,因为“实践标准”在操作的意义上必然是“谁的什么实践”,“真理的实证标准”说的就是“谁的什么实践”,我们根本不可能脱离“谁的什么实践”去确定真理。
人不仅有记忆力,人还有想象力。所以,已有理论会对经验观察的产生“污染”,新产生的理论也可能完全推翻经验观察。不仅仅是实践会证伪理论,也不仅仅是已有理论会强化“伪真理”,新产生的理论或由想象力引发的逻辑推理也可能推翻已有的“真理”。“太阳东升西落”曾经是每天被人们直观的经验观察所认定的“真理”,但是,古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和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却远在伽利略发明天文望远镜之前就预言了“太阳东升西落”是常识错误。
显然,事实证伪理论(但以无法重复的事实为基础的理论也可能无法通过观察来证伪),理论也能证伪事实,真理的“逻辑性”取决于逻辑推理所依赖的理论假说。
逻辑只是工具,“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更大;想象力(或直觉归纳)本身不是逻辑,如果起点“假设”或“约定”有问题,就算逻辑推理自洽,也无法检验出真理来。“归纳法的背后还是逻辑。……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逻辑推导出来的”,但推导不是检验,推导也可能是循环论证和同义反复。
事实并不能证伪理论,因为可能会有非常多的人仍相信这个理论。知道波普的“朴素证伪主义”的人可能大惑不解,怎么事实就居然没能证伪违反事实的理论呢?怎么人们居然可以不顾事实的存在呢?是啊,有什么么办法呢?现实就这么冷酷啊。
波普的高徒拉卡托斯由此得出结论说:“同朴素的证伪主义相反,任何实验、实验报告、观察陈述或业经充分证认的低层证伪假说,都不能单独导致证伪。在一个更好的理论出现之前是不会有证伪的。”
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说的是:由于事实中渗透着理论,所以经验不仅不能证伪理论,有时反而是理论证伪了经验;因此,只有事实加上替代的新理论,旧的理论才能被证伪。但是,已故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过一句话:“科学是在一个又一个的葬礼之后才取得进步的”。
就是说,不管事实多么确凿,不管替代理论多么有说服力,只要相信旧理论的人还活着,旧理论就还是无法被证伪。不是“葬礼证伪主义”冷酷无情,是现实就这么冷酷无情,“葬礼证伪主义”只不过是把“该死的”现实描述出来而已。
我们所说的真理,其实是一种“层次累加的金字塔”,信念、理论、技术、主体,都在不同程度地决定哪个认识能沉淀到金字塔底部。
这个“真理的金字塔”是上下流动的,有些认识越来越坚实而向下流动,有些认识则越来越荒唐而向上流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真理其实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真理的“价值性”有时使真理变成一种精神利益甚至物质利益的表达,以至于人们常常只能在事后说出自己的“后见之明”。“思想市场”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有限理性、思考费用、开放程度等等都是大问题。
如果一定要给真理定标准,我们只能说:真理的标准是实践的成功性、逻辑的相关性、认识的无可疑性、判断的主体性。当有人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逻辑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我们应该警惕的是,这会不会在逻辑上暗含着说:我的实践、我的检验、我的逻辑才是确定真理的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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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冰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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