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中国发展、中国经验对西方的意义，中国发展虽然不同于西方道路，但也可以和西方做比较，通过对比会发现问题，获得启示。比如讲，政治发展、选举中的“金钱政治”问题，这一点就是由于过去我们对西方不是很了解，看的不清楚，现在随着了解越来越多，也有我们自己的实践，对于这些问题了解越来越多了。我曾经写文章说“选举杀死了民主”，当然这个说法有些刺激，但在市场经济的历史环境来看，竞争性选举和民主的核心理念——人民主权的政治哲学，是存在悖论的。

中国是否也能证明这一点的呢？中国道路探索过程中我们也有反面经验。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了不管在哪个地方，只要是采取竞争性选举制度这种方式，就一定会形成金钱政治的主导，即选举演化为金钱政治下的社会控制工程。选举演化为表面上是选票，是人们自由意志选择，背后实际是钞票，是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综合博弈。而且现在我们看的很清楚，这种情况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政治制度，甚至是不分文化，无论是台湾、香港、澳门这些地区，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是一样的。

互动环节：

提问：您刚才提到“三统一”在我们实现现代化之前不能变，到本世纪中叶不能变，我关心的问题是，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实现现代化之后，“三统一”就要变吗？变到什么方向去？

房宁：现在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一旦我们实现现代化以后，我们是不是还要采取这个制度还是个问题，另一种认为我们的制度已经很好了，是一个创造，代表了一种社会模式，所以自然就没有必要变了。

我们现在的制度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当整个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以后，在现代化实现之后，我认为这个政治制度在逻辑上恐怕也会有变化。至于变成什么样，我确实不知道。但中国不会走上西方的老路，这条所谓的“自由民主”之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问题重重的。

提问：我们使用的民主概念来源于西方，现在有三种理解：一个是继续使用民主概念，但是重新界定。第二是不单独使用民主，前面加一个界定词变成符合性概念。第三，我们以后可以少用或者是慎用民主这个词。基本上这三个可能，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房宁：“民主”这个词在学术上已经说清楚了，一开始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民主概念。从熊彼特、奥尔森开始在政治科学意义研究民主，其重要发现和论证是那种“人人负责”式的人民主权概念恐怕只能停留在观念上，在实现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当然，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还是有价值的，可以激励人们去探索和接近那样一种状态，尽管在实际中是很难真正实现的。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需要重新定义民主概念，包括我们和中国研究院，也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接过这个概念赋予它新的时代含义。因为“民主”这个概念的影响太大了，我们在和世界进行对话时也很难使用别的词来替代它，所以现在更多在政治上采取了简易办法，我们借助中国经验，依据我们的一套经验来解释“民主”。

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代表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提问：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如果我们真的像西方那样搞一人一票，哪怕从最基层做起，一百年以后我们也超不过他们。中国文化传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古代有科举制，因为人们相信比较中性的、能够主持公道的第三方，在政治领域内就是政府。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国外的一般小区不太有专业的物业机构，这是很奢侈很高档的，中国每一个小区都有物业，有第三方管理。有一次老外问我，你们最近搞人民代表换届选举，这个一点意义没有，我说你说的有道理，这是我们民主事业很小的一部分，但现在水平已经比以前高很多。我们应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否则跟在人家后面一百年也赶不上。

房宁：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反思中国的国民性，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关于国民性讨论的“文化热”，一次是“五四”，一次是改革开放。当时有很强烈的功利性的考量和背景，就是改革一定要否定过去，所以一个简单的，根本未经深思熟虑的想法就是把我们的文化归结为保守。现在看不是这样的，显然是错误的，那个时候我们完全不了解外部世界。现在就比较研究而言，日本人那才是保守，中国人的国民性，我们概括为两句话：天性自由，作风灵活。

举一个小例子，有一次我从北京飞上海，在首都机场安检口，队伍排得很长。但有一个安检口没有什么人，有个保安在维持秩序，看那个口没有什么人了就打开隔离带导流一部分人从那个人少的口安检以加快整体的速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保安不见了，没有人控制闸口。这时那个安检口完全没人了，排在我前面的一位衣着光鲜、气质优雅的女士说怎么回事？！然后就自己擅自打开隔离带进去了，旁边的几个同胞跟了上去，但站在一旁的几个老外就感到很吃惊。这给了我一个启发：每个中国人心里是有一个“道”、有高于世俗规则的“天理”。那位看起来很有些素质的女士，日常生活中不会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但在机场等待的那个时候，当她看到这个地方这么多人，而那个闸口空着应该开放，这个时候她心里的“道”就起了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在心里是有“主义”，我们考量问题，判断是非可不是完全根据现实中的法律、制度和规则，“道可道非常道”，心中的“理”是才真正的“上位法”！这种国民性一定会反映到国家治理、反映到政治实践上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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