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30日，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思想者论坛（政治分论坛）在昆山举办，本文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论坛上的发言，经作者修订，观察者网整理并发布。】

房宁：各位好，非常荣幸、也很高兴来到这里。我刚才看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就想到了将近十年前的2008年，我们以亚洲九国一区为对象做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亚洲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经验。当然，研究国外经验的出发点、落脚点还是中国。这项研究与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讨论还是有密切联系。我的发言以此为背景，是个抛砖引玉。

我的总体看法还是认为，所谓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模式，是中国这样一个曾经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所采取的一种策略路线、一种制度体系，或者说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道路显然和世界有关系，中国发展不能离开世界，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我们需要思考的只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过去我们曾经落后，曾经挨打，现在在发展过程中改变了自己，也开始在影响世界，中国发展也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西方，也包括很多我们周边的国家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我觉得都是基本的事实。

10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会见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人员。新华社 兰红光 摄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中国发展的世界意义最主要还是表现在为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参考和启示。为此，我们应更多地研究和说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道路的核心要义。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国道路，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和理解中国。

在我看来，理解中国的发展当中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在实现工业化进程中实行西方政治制度？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的认识是比较清楚了。现在我们讲“自信”，这个自信可不是盲目的，它是在了解规律、理解机制基础上的自信，否则就是盲目的。

从根本上讲，在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旦采用西方竞争性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其最重要的社会后果是将形成一种“分配性激励”的社会机制，并进一步将社会引向利益冲突乃至混乱。为什么中国不能采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制度安排？基本的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当前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正处于发展带来的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社会矛盾大量增加的时期，也是社会财富迅速增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采取竞争性的制度安排，直白一点讲，实行西方式的竞争性选举制度，会直接引发分配性激励，即会激发和引导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群体，通过政治行动，即通过政治行为、集体行为、政党行为、通过选举，来改变社会利益关系和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以获取自身利益。这样的结果必然是社会动荡。中国曾经的“文革”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实，证明了这样的机制。而当下这一点被更多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更加充分地证明，我们甚至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概括为“一选就乱”，选举成为发展中国家各种社会利益冲突的一个爆发点。

西方国家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但毕竟西方已经跨越那个阶段了，西方国家都已经是成熟的发达社会了，这个问题好很多。但2016年美国大选，又让我们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即使是西方国家，即使是美国，当它在经济、政治上出现比较多的问题的时候，选举也依然还会再次显现出那种“分配性激励”的机制。世界的历史、中国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中国无论如何不能够，至少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也就是我们讲的“两个一百年”期间，决不能采取西方式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这样做的，而且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做。

刚才我的这番表述属于学术范畴，如果用政治语言来说，就是我们国家时常讲的“三统一”：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还有相应的所谓“协商民主”。为什么当今中国发展民主一定要以发展“协商民主”为重点？其实，潜台词就是说不能以发展“选举民主”为重点。这个观点和看法，是我多年来一直的主张，我也从来没有隐讳过，无论在公开场合和内部论策的场合，我都是鲜明地表明我坚决反对在中国现实竞争性选举的观点。

当代中国绝对不能搞西方式的选举，搞了竞争性选举，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就会完蛋，我们改革开放以及一直以来的实现民族复兴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记得在十七大之前，有一次上面召集有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内部座谈会，我毫不含糊地讲了我观点，今天十九大开过了，我还是这样看，没有变化。这不是我个人的主观看法，不是我的主观偏好，我是负责任的，严肃的，这是我多年观察研究的结果，也是对国外政治发展进行比较研究的最重要的发现。作为一个中国人民养育的中国学者，我必须这样说，这样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