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以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领衔的社科院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先后走访了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等10个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比较研究，发现和揭示了亚洲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及民主政治生成的内在动力与机制，初步揭示出后发国家和地区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房所长将中国过去30年成功的奥秘总结为经济开放与政治上集中的“对冲模式”，认为这一规律也是部分亚洲国家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制度原因。而刚刚结束的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和最新公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可以视作这一模式中“政治集中”的表现。观察者网对房所长就这一议题进行了采访，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观察者网：您在介绍中国成功经验时给出了一个说法，叫“对冲模式”。我们国家的这个模式在不同时期是否有不同侧重？

房宁：我国的这个模式是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此前我们的体制和今天是不同的。按照美国学者们的说法是全面管控社会的体制，按照我们自己的说法叫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改革开放前后最大的区别在于，改革开放放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与权利。

观察者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房宁：细致地来说是三个方面。首先是放开了社会的自由。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离开村庄去外面贩卖一些富余农副产品都被严格管制。我们国家地方工商局的前身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当年在许多道路上“打办”设置检查站，农民外出搞一些贩运等要有生产队开出的有严格限制条件的介绍信。大家如果去义乌的小商品市场那里面有一个展览还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形。1982年的时候，义乌发生了一场是否开放农民进城和外出贩运做买卖政策的大辩论，结果形成了著名的“四允许”，核心是允许农民自由地参与一些商业活动。如今闻名于世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是这样起步的。可以说，改革开放首先是给与了社会很大的自由，这当中也包括了迁徙自由。

1982年9月开业的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资料照片。1984年，这个市场的成交额达2321万元，商品主要销往义乌周边县市。

第二个方面，保障人民的权利。过去人民公社时搞“一平二调”，“文革”期间甚至搞抄家、没收，那真叫无法无天。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重建法治，人民权益尤其经济权益与合法收入得到了保障。这样就形成了一种预期，人民对自己行为结果心知肚明，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去从事一些生产经营活动，否则今日不知明日事，怎么可能去努力生产呢？！

还有一个就是思想的解放、精神的解脱。改革初年有一个响彻中国大地，深入人心的口号：解放思想。这个意思是鼓励人们去想象，允许人们去创新，去做一些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传奇的安徽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而那在当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改革开放以后，允许人民冲破以往的一些束缚，做一些以前甚至不敢想的事儿。这样一来，除了政策上的自由，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可以说出自己的愿望，有了很大的个人空间，甚至会被鼓励去进行探索、创新，改变过去的一些习惯、制度。这样的变化释放了社会活力。

观察者网：“对冲模式”是中国独有的成功经验吗？

房宁：我们在研究东亚的时候发现，不仅中国是这样，所有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亚洲国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那些国家都是这样的。

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和我们的改革开放非常相像。1868年的明治维新其政治纲领叫《五条誓文》，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明治维新把日本从一个主要依世袭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这一点上就和我们改革开放很相似，改革开放也是把中国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的以个人的家庭出身、政治态度为标准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依据受教育程度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这种改变打破了阶级阶层的藩篱，使社会得以流动。我们调研中看中国80年代地方党政组织的文件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些文告，连语言都是十分类似的！

政治学与社会学有个区别，社会学描述社会流动性，而政治学更关注社会流动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流动起来？这既有制度上、政策上的原因，更有思想上、价值观上的改变，而根本上是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也就是说，过去是政治态度、家庭出身决定个人地位，而现在主要靠自己了。谁努力就可以有所收获，就可以实现社会流动、身份改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以来最根本的价值转变，当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上面的改变。人们总爱说价值观问题，其实“改革开放”就是当代中国最大的价值观。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看，追求财富、追求卓越是今日中国社会实然的基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