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我问陈启宗先生一个问题，您的地位不一样，已经功成身退了，是以智者的身份，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中美竞争、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在座的有这么多年轻人，主要都是职业经理人，我们怎么选择呢？能不能支两个硬招？现在大家觉得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情况这么复杂，我们该怎么办呢？

陈启宗：老实说我不能讲得再直白了，记不记得我劝大家，离开市场、离开房地产是一个选择。还有更厉害的话能说的吗？已经说到尽头了吧。

刚才主办方讲的那些东西我很有兴趣，但我感觉那是用旧的模式来看新的问题。新的房地产跟从前的房地产恐怕是（处在）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环境，这些东西我们要掌握得住，要头脑清醒，要不然你就会成为下一轮被牺牲的人。

我提另外一点，是刚才陈淮提到的，就是日本人出海的问题。现在中国房地产商还没讲这些，从前那些赚了钱的人到海外去买物业，到伦敦、纽约去买物业，他们认为这是保值的好方法，但我真的替他们担心。这些东西我已经做了40年，在英国、美国买物业我都做过。他们这样做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他们不想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说这些人将来不一定有好下场，不要以为他们现在做的是对的。

本国不行，海外也不一定好，那我们怎么办呢？这就是今天全世界企业家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其他行业出去的更多，我真替他们担心。

我也帮助他们，凡是来找我的，我都尽可能帮助他们。有一个制造业的企业家在墨西哥投了20到30亿美元，还想再投二三十亿美元，我就把他介绍给我的墨西哥朋友，包括一些部长、大使。我跟他私下交流的时候告诉他，我不是想说你现在做的是错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比如说美国早晚有一天不允许中国企业在墨西哥等等临近美国的国家去设厂，把产品卖到美国去。你不了解美国的文化，你去海外投资是很危险的。所以你在放二三十亿美元过去之前，我劝你考虑一下我的话。

他说，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我说全世界已经一分为二，这是美国人要做的，你没有别的办法。整个世界格局在改变，要是不清楚认识这些问题，我们出去是很危险的。

包括房地产商，我也给大家一个忠告，不要那么有把握，以为出去了就是对的。中国人有句话，邻居的饭是比较香的。老外有句话，邻居的草地是比较绿的。也就是说，你知道自己的难处，却不知道别人的难处，我比较知道他们的难处，（所以）我很小心。你以为你可以，恐怕历史会证明，你也不一定可以。

2016年后，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速度上升

樊纲：听了陈先生这番言论，我有两个感触。第一，我们说现在国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地缘政治因素，在地缘政治问题面前，经济学一无是处、苍白无力。你还跟人家说什么“合则两利”、（说什么）双赢、成本、效益，没人跟你谈这个。

所以我们企业界也好，学者也好，不要拿着经济学的原理去套，这些东西是套不上的。我们就在这么一个时代，面临着这些地缘政治因素，要高度重视。

陈启宗：我加一句，短线来看，政治绝对是胜过经济的，长远来看经济是主导的。所以樊纲的观点我完全同意。

樊纲：陈先生昨天晚上就讲了这些问题，刚才他又讲，我觉得非常对。

第二，你别老说你退休了就不来了，退休了更有时间来了。我们是学者，不知道一线有什么问题，你在一线这么多年，你是知道的。所以大家给个掌声，欢迎陈启宗先生继续来参会。

我再给大家抛一个问题，先不说失去多少年，我们可以再做一些简短的估计，把现在这些问题能够基本处理完，你们认为还需要多长时间？

陆挺：这个问题挑战太大了。我们对现在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性，还有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机遇，有什么样的有利条件，这些方面大家都是有不同见解和看法的。

而且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解决了很多问题，缓解了很多问题，但可能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过去十几二十年，一方面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我记得我还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中国的GDP在世界排名第七、第八，后来很快到第三、第四，到2009年超过日本变成第二，这就是我们的发展。

但是当我们发展到第二，尤其是大家在算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超越美国的时候，很多新的问题都来了，后来我们研究的很多新问题是当时没想到的，尤其是2019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及后来的很多地缘政治的问题。所以实事求是来说，樊纲老师这个问题，我没有能力很清晰地回答，我只是想说现在需要我们去解决的当务之急的问题有很多，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准备，去迎接很多新的问题。

樊纲：我是假定大家心里都有这个问题，都想问，我来代他们问一下。

陈淮：我们永远找不到风平浪静那一天，没有云开日出、从此以后就是很好的日子，永远要在风雨中前行，过了这一关还有下一个坎。

刚才说日本自己说失去了30年，我从念书起就知道日本列岛沉没，最早看的一本小说是讲苏军在日本登陆。日本也是危机感很强的国家，日本政府也有很多教训，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你听说日本金融业倒台了吗？这是日本政府做得好（的地方）。

但是日本政府也做错了很多事，我专门在日本考察了两年日本产业政策，很多像樊纲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头面人物我都一一拜访过。日本有一个特点，当日本政府做错了什么的时候，企业和产业能纠正它。你听说过因为日本政府开错了药，哪个产业就死了的？

今天时间太仓促了，回答樊纲教授这个问题，也是回答24年来不停（在问）的问题。

第一，房地产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而且别指望两三天的时间，或者谁有祖传秘方能够妙手回春，今天吃了药，明天就能起死回生了。以我的判断，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至少要三年，弄不好还要更长时间，恐怕是我们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以及纠正失误所需要的时间。我坚定地认为，谁要是急功近利，那都是庸医。

第二，中国还要建非常多的房子，还要长期建房子。我们的城镇化刚刚拉开帷幕，走过了粗放的初级阶段。我们要想把一个十几亿人，大多数人住乡下的民族变成大多数人住城里的民族，变成像日本产业那样有技术竞争力、一流的团队，（能够）上世界杯，直接进半决赛，前面的预算不需要参加，要有这样的本事才行。

最终还是两句话：第一，我们要砥砺前行，对困难的长期性和艰难性要有充分的估计。第二，我们一定还有大发展，不是小发展。

上图：广西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金钟山乡平流村坡安屯群众搬迁前的住房（2017年7月21日摄，无人机照片）；下图：平流村坡安屯群众搬迁到安置点的新住房（2019年12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