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社会治理的项目很多，你上任后为什么先从医闹“开刀”呢？

谭培安：我不是特别把这个作为抓手，是刚好碰上。刚来那时候闹的最严重，2012年第一季度就发生了5起“医闹”事件。卫生部门既找市委书记反映也来找我讲，他们还拿着那个医闹如何打砸（医院）的录像片给我看，反映说都这样了。市人民医院院长是个大个子，可是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就讲着讲着讲不下去了，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医闹分子围着我，你们警察也不管，就在那里看着……

我们发现多数“医闹”都呈现出职业医闹插手操纵的特点，当时有几个职业医闹，就住在中山市人民医院附近，一有人去世，就去找家属，他们还制定了工作流程，有人专门研究法律，有完善的收费标准，抬花圈、设灵堂、抬尸体等要价都不同。患者家属拿到的补偿金额，六成被职业医闹拿走。“医闹”表面是闹医生、闹医院，实际上扰乱了医院诊疗秩序，造成”医生护士人人自危、医院不能正常运转”。最终损害的人民群众的利益。

澎湃新闻：外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山治理“医闹”主要靠大量用警，你怎么看?

谭培安：没有公安机关在关键点上改变过去取证处理为事前防闹未然，这个事情不可能解决。我们要求以医闹分子三倍的警力出警，大家可能觉得这是动用公权力国家机器镇压老百姓，但实际上如果人少，拉拉扯扯，执法不给执，那不就是对抗打起来了？当然这三倍的警力出动不是说抓人，首先是劝说控制局面，如果再有过激行动，再带离。有足够的警力，进行现场处置，才能避免事态扩大，也避免患方发生违法行为。

但只有这条也不够。因为确实有些患者死了，家属觉得是医院的责任导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依法调解维权的渠道，因此我们有医院内部的调解渠道，也由司法部门牵头设置了医调委依法为双方维权，(因为不让闹了)就回到了理性维权的角度，所以人民医院有八成以上的医疗纠纷都可以在医院协商解决。

澎湃新闻：事前处置与“慎用警力”的要求是否冲突？

谭培安：对于一些群体性事件，要求慎用警力。我们的理解是，对于不需要用警力的地方，你用了，这是不对的。比如说拆迁，补偿还没谈好，就把人家的房子拆了，开发商叫警察过去，把人家抓起来。我觉得这就不是慎用警力的问题，而是乱作为。我们要维护合法者的利益，终止犯法者的行为。

医闹为什么要出警？医院是重要的内保单位，按相关规定接到报警后，都要立即出警。我们出警有明确指引，强制带离也是依法依规进行，”医闹”与一般的医疗纠纷不同，发生医疗纠纷，通过正常方式和途径协商或申诉解决，警察不会将其带离，还有帮其维权。

对于“医闹”的出警不是动武，也不是镇压，我们的防闹未然，只是制止违法犯罪，采取的手段也只是强制带离，不是拘留或逮捕，并且强制带离也只是将人带到派出所，要其依法维权，促使纠纷进入依法解决的渠道。

澎湃新闻：基层警力不足是很多地方面临的问题，中山是否也有这个问题？动用三倍警力会不会扩大警力缺口，导致其他需要用警的地方人不够？

谭培安：因为医闹的人员不会太多，之所以设定一比三的比例，是因为我们完全有这个精力和条件(调配出这部分警力)；另外，只要我们把无医闹的事情解决，把指导思想确立，机制运行，社会氛围营造起来了，那医闹事件是越来越少的。

过去我们出警，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在那里围着半天，看着他们打砸又不能动。我举个例子，2012年2月份，发生了一宗“医闹”事件，当时有100多人闹了2天，为了平息事态，占用了100多警力。由于“医闹”引发的其他刑事案件，包括侦查、旁证、做材料到与看守所、检察院对接，差不多要20个工作日。现在事前出警，处理起来就简单了。而且氛围形成后，大家都走向理性，形成良性循环。比如今年到现在三，四个月了，还没有一次出警，我们没有因为医闹出过警，就有警力去处理其他案件了。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警力没有增加，那调配上是否有所调整？

谭培安：调配也没有。要用到其他的协作区时，实际上我们镇的分局就搞定了。一般来讲，医闹就是十来个人，顶多二三十个。分局一般来讲民警有的几十个，有的一百多个，也不一定全部出民警，有的出辅警，十来个民警带二十来个辅警，就可以控制局面。但基本是做工作劝说。

澎湃新闻：“中山经验”有政策和法律上的突破吗？

谭培安：在做这个事情上，并没有任何政策法律突破，现有的法律足够，关键是看怎么执行。两年前解决医闹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提到立法，事实上中山市也没有立法权，但是解决起来并没有法律依据不足。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前将依法处理“医闹”的法律、法规、文件和工作指引进行了汇编，对什么是“医闹”事件和行为，有明确的规定范围，对面对医闹，警方如何处置，也有相关指引，形成一本厚达226页的汇编手册，为我们治理医闹找到依据。

澎湃新闻：我在采访中也了解到，公安机关内部过去通常认为医闹是人民内部矛盾，担心提前介入引发群体事件，你怎么看从事后取证到事前处置的“风险”?

谭培安：为什么说出警会有一定风险?因为对方都是一些群众，又是一些维权行为，那么我们国家一般来说对这种事情比较慎重，认为不要把矛盾引向公安机关。

原来说的事后取证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你杀人了就去抓你枪毙了依法判决了。你伤了人了造成大的损失了，该坐牢坐牢，你要是就在那里闹，扰乱公共秩序，就让你去拘留了，做起来就比较好操作，没有任何风险，对于公安机关来说也比较好操作。

有“风险”为什么我还要去做？第一我认为风险不算太大，我们以三比一的警力处理，在过程中把这个风险降下来；第二个我们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是职责所在，我对工作风险的理解不仅是你推动工作中可能出现问题，还有该你履行的职责你不履行，导致的问题实际上更应该承担责任。但问题在于我们以往惯例是，对这些（不作为）问题不追究责任，然后反倒就不成为风险了，那既然不去做没有风险，不追究失职渎职的责任，就不去冒那个风险了。

但是我理解医闹问题：放任医闹是公安局长的失职，是人民警察的耻辱。医闹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而我们公安机关不去阻止就是一种失职渎职。当时我就（在大会上）说中山如果有医闹，就是我谭培安的失职。只要我失职，我先撤了你分局长的职务，所以我当时就这一句话：从此中山无医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