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却也有网友力挺政府开放“吸毒室”。

“我赞成建这样的“吸毒室”，只要别建在居民楼里。因为瘾君子总会想法子找工具和场所吸毒，与其让他们把用过的、甚至可能感染艾滋病毒的注射器随意丢弃在公园里和人行道上，不如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封闭场所。而且，这一举措或许也会降低吸毒者嗑药过量的死亡率（如果过去就有“吸毒室”，我的一名好友兴许现在还活着哩！）。”

“如果过去就有‘吸毒室’，我的好友兴许现在还活着”，多么熟悉的声音，多么经不起推敲的逻辑。有一次，笔者在法国参加青年国际会议，谈到毒品问题时，一名来自诺曼底的法国男生竟然激动地声泪俱下，讲述一个好朋友因吸食大麻，最终如何毁了整个家庭。

正是这种感情“陷阱”，使“吸毒室”赢得了某些民众的支持，他们单纯地认为这样可以帮助边缘化的吸毒者。法国NGO预防不良嗜好联盟(Fédération Addiction)参与推动了“吸毒室”的建立, “法国24小时”电台记者采访了该联盟主席娜塔莉·拉图尔(Nathalie Latour) 女士, 她表示： 除公共卫生和艾滋病防预等因素外, “吸毒室”给了瘾君子们一个与外界交流的机会 (考虑到吸毒人士往往是一个相当孤立和异化的社会群体), 而交流本身就是通向治疗的第一步。 

根据民调机构Odoxa近期网络社会调查显示，今年53%的法国民众反对开放“吸毒室”，46%赞成，1%不发表看法；同时，54%的受调查人士反对大麻去刑化，而45%赞成；至于吸食大麻合法化，则只有38%的人赞成，而61%持反对态度。

“吸毒室”救赎了谁？禁毒要避免绝对自由化

欧洲的某些“吸毒室” 甚至还配有咖啡厅、计算机、足球等设备和器材，天气好时还可以在院子里支烧烤架，等于为瘾君子们提供了一个社交场合。或许从表面上看, 这样的安排很人性化。

但不要忘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遍布于中国和海外中国城的大烟馆也是很能让瘾君子们交流放松的地方。这些人在烟馆里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然而在外面的世界中通常是游手好闲、负债累累、妻离子散。

20世纪初的中国的一家高档鸦片馆

“吸毒室”里美好生活的幻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福利国家的恩赐。但是，万一哪一天右派政府上台了呢？或者遇到经济危机需要缩减财政开支了呢？比如2011年，西班牙由于经济危机被迫关闭了一家马德里的“吸毒室”；对瘾君子们来说，这其实很残忍：政府没能逼他们及时戒毒回归家庭，却又没有把他们管到底，让他们又一次成了社会弃儿。

况且，“吸毒室”并不见得就能实现瘾君子们的“自我救赎”，相反，这种包容的代价很可能造成禁毒工作的前功尽弃，甚至是抵上无数缉毒警察的生命和千万家庭的幸福。

在近期热播的内地警匪片《湄公河行动》中, 我国的缉毒刑警为了捉拿金三角毒枭，以及给被杀害的13名中国船员的家人、无数毁于毒品的家庭一个交代，出生入死地与亡命之徒战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众多网友观影后，一边抹着泪，一边愤愤地感慨“吸下去的毒，都会化成打在缉毒警察身上的子弹”。试想，当瘾君子们拍拍屁股满足地走出“吸毒室”，庆幸自己又安全地活了一天时，是否也会“想想那些打在缉毒警察身上的子弹”？

而且，就像电影中描述的那样, 当代的贩毒团伙很多都是跨国性的。因此，宽容吸毒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在培育国际毒品犯罪的温床。联合国国际麻醉药管制委员会前秘书长夏普(Herbert Schaepe) 曾这样评价瑞士的吸毒室：“允许瘾君子们将毒品带入吸毒室，并在舒适的环境和政府的监督下注射或吸入，已经违反了相关国际条约，因为这意味着违禁毒品可以被滥用，并且不用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事实上，一个国家要想解决毒品泛滥问题，应当注意避免绝对自由主义：对纯粹的吸毒者，应以教育、戒毒，以及帮助其重新融入家庭和社会为主；而对于贩毒者，则需要以刑事惩罚为主。

到目前为止，巴黎“吸毒室”开放接近有一周时间了，这一存在不仅引发了巨大争议，而且利弊效果也有待继续验证。但是，法国政府和支持者貌似对这些议论不以为然，据说接下来还打算再开两家“吸毒室”，一个设在东部斯特拉斯堡，另一个设在西南部波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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