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以来，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在紧迫性与复杂性上进入了新阶段。一项初步研究估算，今夏欧洲主要城市中有逾1.5万例死亡可归因于气候变化，尤其以在多数国家创纪录的高温为主因。与此同时，绿色技术的推广仍面临结构性挑战——供应链的地缘竞争、关键矿产的集中分布，以及部分国家因能源安全压力重启化石能源，使得“降污”与“减碳”之间的张力愈发突出。

11月5日至10日，上海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进口博览会，正是在这一复杂图景中，提供了一个聚焦合作与解决方案的实体平台——它不仅集中展示了全球领先的绿色技术与低碳解决方案，更成为观察各国如何在能源安全、技术竞争与供应链压力下，探索务实合作路径的微观窗口。同时，11月10日至2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COP30）在巴西举行，而美国政府已宣布不会派高级官员参会。

如何推动发达国家落实长期被拖延的资金与技术承诺？如何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新兴耗能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确保电力结构清洁化？部分国家以“公正转型”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国际协作该如何超越零和博弈？

更重要的是，绿色转型是否真正做到了“不让任何人掉队”？我们该如何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治理框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的角色，毫无疑问正在变得越来越关键。

对此，观察者网连线了前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兼联合国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姆，聆听他对危机、合作与出路的思考。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观察者网：索尔海姆先生，您第一次到访中国是在1984年。41年过去，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能否分享一下您的观察？在您看来，中国几十年发展中，哪些方面最为印象深刻？

埃里克·索尔海姆：我会说，这是全方位变革的41年，而且从未有任何规模相当的社会像中国这样快速变迁。韩国、新加坡等体量较小的国家经历过类似转型，但没有任何国家能达到中国的规模。

1984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几乎看不到私家车，没有摩天大楼也没有高速铁路，大城市也不例外。人们衣着朴素，清一色的蓝灰制服。南方吃米，北方食面，肉类和其他副食远没有今天这么丰富——那时候的中国完全是一个不同的国度。

中国的这场经济变革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几乎完全聚焦于经济增长以消除贫困。第二阶段则转向高质量发展，即绿色发展——在持续发展的同时解决环境问题。

如今，中国已跻身世界最具现代性的国家之列。深圳、杭州、上海等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堪称全球典范。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现已超越美国——这是彻头彻尾的巨变。老一代人还记得旧时的中国，而许多中国年轻人已难以想象几十年前的国家面貌是什么样的了。

当然区域差异依然存在——广东、江苏等省份相比西部省份更为发达。但即便在中国的最贫困地区，变革同样深刻。我近期到访了贵州，那边虽然仍属欠发达省份，但壮观的公路网络四通八达，高铁连通所有城市，桥梁数量冠绝全球。因此即便是未达到上海、深圳发展水平的地区，也实现了巨大飞跃。

上世纪80年代，北京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群。

若非要选取一个典范，我认为深圳给我印象是我永远忘不掉的。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时，这里只是个渔村，几乎一无所有。纵观世界历史，从未有城市以如此速度崛起。如今这座1700多万人口的都市已成为全球最具现代性的城市之一，在高科技创新领域唯有硅谷可与之比肩。此外，这里（深圳）还是座绿色之城：城市中心的湿地、河流沿岸的绿廊、公交出租全面电动化、地铁系统高效便捷等等。更难得的是，这座城市没有出现贫民窟等其他伴随城市高度发展可能产生的祸患——这是非凡的成就。

观察者网：您的工作角色也经历了显著的转变——从国家政府到国际机构，如今您还担任欧盟亚洲中心主席。请问这些不同的角色如何塑造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看法？

埃里克·索尔海姆：我很荣幸能频繁造访中国、印度及世界其他地区。这样的经历让人深刻认识到把握宏观格局的重要性。环保主义者有时会专注细节——这固然必要，但我们更需要全局视野。

我的看法是：拯救世界的并非是表面上各国推行的全球气候谈判，其作用比较有限——真正推动变革的是工业转型的巨大力量。而中国正引领着这场绿色技术革命，印度等地区也在快速跟进。

十年前，欧洲几乎在所有环保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如今中国显然已占据引领位置，印度的绿色发展也紧随其后。举个实例：我最近在印度安得拉邦考察，当地正在建设6吉瓦完全一体化的可再生能源存储计划，除中国外全球独此一家，欧洲没有，美国也没有。印度虽远比中国贫困，但正在沿着绿色方向高速发展。

这些不同的工作经历也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世界正从欧洲中心或美国中心模式，逐步转向日益凸显的亚洲中心模式。

观察者网：就像您说的，气候议题本身比较庞大，所以人们在讨论中容易陷入全局与细节的矛盾中。举例来说，如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业发展迅速，因此国家对于电力的需求迅猛提升——这也是为什么部分国家开始重新拥抱核电，尽管它并不是完全的清洁能源，但可以解决燃眉之急。然而，部分国家如德国已经迈入“零核时代”，但也带来了相应的电力困境。索尔海姆先生，我的问题是：当您与政策制定者交流时，您是如何说服他们采取更环保、更健康的政策，尤其是在他们面临如此艰难权衡的情况下？

埃里克·索尔海姆：我试图通过指出这一点来说服人们：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展可以将生态和经济结合起来。过去——在工业革命时期，甚至直到十到十五年前——如果你想要繁荣和让人民摆脱贫困，你就必须依赖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欧洲、美国、日本、中国——所有人——都是这么做的，我们的发展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

但现在，走绿色道路已经成为可能。太阳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便宜的能源，这主要归功于中国。中国政府帮助开发了市场，通威、隆基、天合、晶科等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已将太阳能的价格降低了90%以上。

所以，当我说服人们时，我告诉他们：你们可以通过拥抱太阳能来实现繁荣——创造就业、建设未来，同时也能保护地球、避免污染。

观察者网：作为一位多年来致力于这些议题的专家，您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尤其是在试图说服他人或推动气候变化行动时？

埃里克·索尔海姆：我认为是政治上的短视——当政客们基于过时的观念或短期利益来吸引选民，而不是认识到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长期收益时。

任何时候发生变革，总会有一些人无法受益。当世界从马车转向火车和汽车时，这带来了颠覆，但今天所有人都同意这对世界是好事。互联网出现时，也有失败者。所以任何时代的变化，总会有人落后。但是，当政客们迎合这些群体，放大他们的不满并升级问题时，就会减缓进步。

这种短期的政治行为——加上对化石燃料的大量补贴，这完全是适得其反的——是最负面的因素。这必须由那些坚持正确方向、有远见的领导者来克服。

观察者网：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不是单靠一个国家就能解决的——需要每个人都参与进来。但如今，气候变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化了，同时单边主义和地缘冲突冲突也会阻碍或损害国际合作。在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控制风险？

埃里克·索尔海姆：首先，我认为致力于推动绿色革命的国家应该勇往直前——不必等待他人的许可或保持一致。中国、印度、欧洲以及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巴西、印度尼西亚、越南——如果它们想走向绿色，就应该直接推进。没必要去问唐纳德·特朗普是否同意，因为你们本身就代表着未来。

无论唐纳德·特朗普喜欢与否，他无法阻止太阳能电池板产业、他无法阻止电动汽车。在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明白，能源的未来是太阳能，交通的未来是电动化。如果特朗普在美国抵制这一点，那么损失的是美国——他们将失去就业机会。如果通用汽车和福特继续生产汽油车，那就祝他们好运吧——他们可以主导美国市场，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会购买来自比亚迪或其他中国、欧洲制造商的电动汽车。所以，最大的输家将是落后者——在这个例子中，就是美国。

不过，我相信美国大多数人是明白这一点的，美国迟早也会发生变化。

观察者网：即使特朗普政府目前在气候领域推行消极政策，我们仍然必须面对美国的现实情况。考虑到当前的中美紧张关系，您认为维持和推进双方必要的绿色合作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埃里克·索尔海姆：中国应当继续立足自身，保持长远眼光。要认识到美国总统更迭是常态——特朗普如今在位，但未来的领导人可能改变政策。因此，对待对美合作需具备长远视野。

中美作为当今时代两个最重要的强国，若能携手合作，几乎无事不可成；而冲突对抗只会带来严重损害。因此，务必着眼长远、避免局势升级。若美方采取挑衅举动，如特朗普加征关税，中方作出对等回应是公平的，这符合相互原则。

此外，需认识到最大的市场在美国之外。今年中国对美出口虽然下降，但通过加大对全球南方及其他地区的出口，整体出口仍实现强劲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