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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能少】杜建国:“脱贫攻坚”为何成不了舆论热点
关键字: 脱贫攻坚扶贫扶贫工作驻村干部义务教育新农合医保农村医疗不得不说:在透析方面,在医疗改善、医保普及方面,某些中国媒体的宣传与中国的现实严重脱节。这些媒体摒弃了客观报道的原则,立场先行,对医保的进展视而不见,强行制造了“患者因公立医院垄断高价而无力透析”的舆论假象,并误导了公众。像《钢的肾》就制造三个明显的虚假观念:第一,大多数人负担不起透析;第二,透析费用本来很低而被公立医院抬高;第三,公立医院等同于垄断。2013年私营医院数量就已经与公立医院持平,到2014年底,私营医院的数量已占57%,明显多于公立医院,何来垄断?
再回到医保。随着报销面的扩大,现在血液透析作为慢性病,即使患者不是低保户,也能够得到接近全部的报销。慢性病之外的大病也是如此。还是常德的那位基层干部跟我讲,他父亲前几年患了癌症,直到去世治疗才停止,花了不少钱,因为老人有新农合与大病保险,给报销了将近80%。如果得不到报销,这一场病可能就会拖垮一个家庭,或者,不得不忍痛减少甚至放弃对老人的治疗。
十几年前,湖南作家韩少功的一则短篇小说《空院残月》曾令我悲愤不已。该作讲述了一个多才多艺、勤快大方、乐天欢快的湖南农民,当面临突如其来的病灾时,因为没有任何医保支持而负担不起化疗等费用——家中积蓄若用于治疗,那么儿子大学学费就没有着落了,以至于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走向死亡的故事。在医保普及的今天,这种悲剧应该减少了很多。
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新农合以及城镇职工与居民医保已经很完美了,而是说这起码代表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是一个比上世纪九十年代野蛮冷血的丛林法则时代要更有利于民生的选择。未来这一切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提高报销的比例、扩大报销的范围等等,而绝不应该削弱。
农村医疗的改善,绝不仅仅限于湖南,而是中国的普遍现象。
在内蒙古,新农合每人每年交一百元。前面提到的鄂尔多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杭锦淖尔村苏成永家,他老两口都有慢性病,需要常年花钱治疗。我问他们如何解决,他们回答,新农合报销一部分,再加上属于贫困户享受大病救治援助,剩下的就很少了,自己能负担得起。
在我老家山东,新农合交的多一些,过去每人每年二百元,现在涨到了二百八。前几年,我的一个亲戚,他老人家不慎摔跤伤了腰,在乡镇医院住院治好了,新农合给报销了百分之七十,这放到十多年前,他就得全部自掏腰包了。现在山东的新农合,从门诊(不住院)拿药每年可以报销四百多,65岁以上老人查体免费,住院若在基层医院报销比例可以超过80%。
2016年去新疆时,当地一个干部曾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一个观察结论:现在都在抱怨“看病难”,三级甲等医院人满为患,其实,这换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好现象,这反映出多数农民也能去中心城市的大医院看病了。过去,农民没有任何医保,看病完全靠自费,因此农民即便有了大病也大都只在基层医院治疗应付,而尽量不去离家远的治疗水准更高、花费也就更多的的三级甲等医院;自从有了新农合后,基层医院大病报销比例百分之七八十,去三级甲等医院看病也能报销百分之六十左右,治疗成本降低了不少,这样一来,农民有了大病也就敢去三级甲等医院治疗,因此医院就变得拥挤了。
2017年春天,我参观了广州的三九脑科医院,这家医院脑科治疗水平很高,就诊者很多。医院领导对我讲,现在医院的患者,大多数是来自包括农民在内的普通家庭,这是因为:第一,医院的治疗费用本身就定得不高;第二,尤其是这些年,有了新农合,并且可以跨省报销了,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村患者以及城市普通低收入居民能够承担得起治疗费用,从全国各地来到三九医院,享受高水平的治疗。三九医院领导的反馈,与新疆那位干部的观察结论基本一致。
遗憾的是,医保的进步跟整个脱贫攻坚一样,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冷落,很少成为热门话题。中国有大量的学者专家媒体人,十多年前丛林法则盛行、真正“看病难看病贵”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没意见,如今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他们反倒义愤填膺地指责起“看病难看病贵”来了。
通过政府行为实现全面脱贫是客观要求
近年来,全国各地走了些地方,感觉现体制还是依旧保持着较强大的动员能力与较高的运转效率,中央的精神或意图基本能够在基层被贯彻执行,地方干部也听上边的指挥,为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而不辞辛劳,大规模地脱贫攻坚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我2015年冬天去贵州时,当地人士讲,贵州实行干部驻村,自2013年起已经有十几万干部完成了驻村任务,以帮助基层脱贫。新疆的干部驻村制度似乎实行的更彻底,自2014年起,七万干部下基层驻村,一去就呆一年,全疆一万多个基层单位全覆盖,毫无遗漏;三年内全疆20万名机关干部(除了单位一把手)将轮换一遍。我2015年夏天在西藏见过一位干部,是在文联工作的,整日周旋于歌舞书画戏剧曲艺,他也一样要下乡驻村,去帮农民解决实际困难。
实现全民脱贫为何不光需要投入巨大的物力,还需要投入这么大的人力?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场“攻坚战”,还未脱贫的地方大都是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都很差的地区,要想“不留死角”全部脱贫,确实有难度,确实需要政府的介入。
我曾参观过的云南临沧临翔区南美乡南美村,一个拉祜族村子,位于海拔两千米的高山深处。村民们为何选择在这种高寒荒僻之地生存?这里的村民没有文字,靠“古根”传唱讲述自己的历史。传唱透露:在遥远的过去(也不知哪朝哪代),他们也曾住在平坝地区,后来被其他部族强占,并遭到追杀,一路逃难,历经艰险,最后只能躲到高山深处来落脚扎根。从平川逃到深山,从富庶逃向荒蛮,过去的历史,非我族类一语不和就彼此弯弓月,沉重的故事多得很。
这里自然条件差,产出少,解放后农业水平虽然有了提高,但是仍旧很粗放,直到2013年之前,该村人均收入才两千元。长期的穷困,摄入营养少,导致当地人个头普遍很矮。村民祖祖辈辈住的也只是极其简陋的竹篾房、茅草房(我亲眼所见,还有部分保留没拆掉)。现在,住房情况已得到了根本改观,在政府的补助与支持下,村民都住进了结实宽敞的新居。收入也增长不少,2013年之后,乡里干部亲自出马上阵,手把手挨家挨户地教会了村民种植烤烟、豌豆、油菜等作物,再加上同期原茶收购价格提高,三年时间,村民的收入翻了一番多,2016年达到了人均6800元。
2016年底,我去贵州参观大名鼎鼎的、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FAST选择建在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首先是因为这里极其偏僻,人烟稀少,最低限度避开干扰,其次是因为有一片大而深的洼地,适合安装望远镜。参观途中我得知,就在这洼地底部,过去竟然还有一个小村子,共12户人家。地少而瘠,出行以及与外界的交往极度不便,村民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FAST施工期间,政府帮助村民搬离了大窝凼,建立了新家。
像大窝凼、南美村这种地方,要想实现全面脱贫,如果不让政府干部广泛深入地介入,只单单依靠“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
FAST施工期间,政府帮助村民搬离了大窝凼,建立了新家
违背新自由主义教条:脱贫攻坚与新农合遭舆论冷落的原因
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国政府的众多举措当中,让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恐怕就是以下三项:第一,废除农业税,从2003年《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公布算起,至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第二,大致也自2003年起,开始推行新农合,现已惠及全体数亿农民;第三,就是2013年起开始的全面脱贫。这其中,第一项减免农业税得到了舆论较积极地反应与肯定,而后面两项,如前所述,舆论冷冷清清波澜不起。
实际上,围绕后两项政府的投入,或者说农民由此而得到的实惠,要大于第一项减免农业税。2003年之前,中国农业税总额为400多亿元,算500亿元,除以农民的数量8-9亿,便得出废除农业税为农民每人每年减负最多60元。而为了让近一亿贫困人口实现彻底、全面、永久性的脱贫,近年来政府每年对脱贫攻坚都投入巨资,肯定比400多亿的农业税要高得多。
至于新农合,政府每年直接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居民的补助总额也是相当大的,像2010年,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就达到了全国平均每人120元,2017年已经提高到每人450元。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2622元,减免农业税60元,占比不足2.3%。2016年农民人居收入12363元,新农合补贴450元,占比超过3.6%。无论从刨除货币贬值因素后的实际价值来看,还是从占当年收入比重来看,新农合人均补贴数额都要高于减免农业税人均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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