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执法部门违规异地趋利性执法的相关报道引发公众极大关注。针对此种执法领域的乱象，有人形象地称之为“远洋捕捞”。这种行为严重破坏营商环境，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干扰，影响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因此需要予以坚决遏制。

违规异地趋利性执法现象此前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之所以在近段时间引发了特别关注，是因为人们担心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某些地方的捉襟见肘，不得不通过执法的罚没收入来弥补财政亏空。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从根本上遏制违规异地趋利性执法问题，就需要对地方财政的基本需求予以有效保障，也需要对地方财政的支出结构以及央地财政结构进行调整。否则地方上“事多钱少”，为获取足够的可支配财政资金，就有动力去进行趋利性执法。

这些根源性问题的解决，毫无疑问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违规异地趋利性执法造成的损害却是当下立即发生的。因此也不能无限溯源、无限归因，需要直面现实问题，拿出切实的决心和措施去治理。

就治理措施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对执法过程中相关执法部门对企业主要资金往来银行账号的查封、冻结的权限，应进行严格控制。在异地执法案例中，涉案企业的银行账户多会被随意冻结、查封。这几乎会立刻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很多企业在银行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下，被迫妥协，息事宁人，以所谓的主动缴纳罚款来换取账户解冻。考虑到这一措施的巨大影响，对企业银行账户进行冻结的权限应严格限制。特别是法院应公安或行政执法部门要求，进行银行账户查封冻结时要有严格的管控措施，严格依法依规审查采取冻结措施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比例。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发布相应的指导性司法政策文件，并且对不严格执行相关要求的法院的负责人进行追责。

第二，规范对企业高管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的权限。涉案企业的高管，特别是主要负责人，一旦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羁押措施，很可能导致企业经营一夜之间陷入瘫痪，发生类似于银行挤兑的事件，企业正常的经营就此垮掉。鉴于相关措施的巨大影响，国家应明确对涉案企业高管进行调查、但未明确判定有罪有责的时候，可以采取缴纳保释金、取保候审等缓和化措施。建议两高可出台相关司法指导意见，对这一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之所以如此，不是认为企业高管享有法外特权，而是在坚持无罪推定原则的前提之下，更加审慎地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以避免产生“殃及效应”。

第三，异地执法办案不是一概不可以，但需要设置提级管辖和共同上级审批制度。我国相应法律法规对于管辖有明确具体的规定，需要遵守。对于涉及多地多域多人的案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最实质联系的原则，确定管辖关系，不能允许一些异地执法部门通过个别行为，人为制造、创造管辖。如果涉及异地执法办案，可以考虑建立提级管辖或者上级审批，指定管辖。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遏制违规异地趋利性执法行为。

第四，建议国家层面近期开展一项针对此类问题的专项整治行动，并且建立行政主官追责制度。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案件表明，异地趋利性执法其实就是在地方主要官员的授意甚至指使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有组织、有授意的异地趋利性执法的地方的主官进行追责，有利于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

第五，针对异地趋利性执法，要在较高层级开放投诉举报通道，对于实名举报的案件，要做到有落实有反馈。最近一段时间，相关方面多次表达对于趋利性执法进行坚决治理的决心。应该通过一批典型案件的曝光以及对责任人的追究，来彰显法治的精神，稳定人心，夯实信任和预期。

（作者薛军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