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视角是被捕人员与所在县特朗普得票占比的关联。比如说，2%的被捕人员来自特朗普得票率低于10%的的县，但这些县的得票是特朗普总得票的0%（数字太低，四舍五入为0）；5%来自得票率10-19%的县，这些县的得票占特朗普总得票的1%；12%来自特朗普得票率20-29%的县，这些县的得票只占特朗普总得票的7%等等，以此类推。也就是说，特朗普的票源与被捕者的来源之间的相关度很大，特朗普的“近卫军仓”并非铁票县，而是“战场区”。

“拜登县”的总人口大约两倍于“特朗普县”，但“拜登县”里面并不乏特朗普近卫军，这使得特朗普近卫军的绝对人数一点也不少。这是很有意思的发现，也预示了未来美国政治的激烈动荡，因为已经没有“沉默的大多数”了，特朗普vs拜登就是大多数之间的决斗。

种族是另一个问题，“拜登县”的有色人种比例较高，但白人依然占据很大数量，所以并不意味着特朗普近卫军会因为所在县的白人比例较低而萎缩。以得克萨斯的达拉斯县为例，对特朗普支持者来说，这是得克萨斯内的“敌占区”，特朗普的得票率只有33%，白人只占人口的67%，但仅这一个县就有4人在冲击国会中被捕，可能是紧迫感和“受压迫感”加重所致。

统计表明，39%的被捕人员来自“战场县”，也就是特朗普得票率在40-60%之间的县。这些“战场县”代表了41%的美国人口，两者比例大体符合。12%来自白人占比低于60%的县，这些县占美国总人口的13%，两者比例再次大体符合。18%来自农村县，这些县占美国人口23%，两者比例依然比较接近。44%来自失业率略高于全国平均的县，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56%的“拜登县”被捕者，其所在县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1-3%，只有26%的“特朗普县”被捕者是属于同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从被捕人员所在县来看，“拜登县”的失业率其实比“特朗普县”更高，提高就业并非解决“特朗普问题”的办法。

此外，22%的“拜登县”被捕者，其所在县的白人占比超过80%，79%的“特朗普县”被捕者是属于同样情况。这意味着，从被捕人员所在县来看，“拜登县”的种族多样化比“特朗普县”更高，种族多样化也不是解决“特朗普问题”的办法。

56%“拜登县”被捕者来自美国人口最密集的都市地区，只有2%的“特朗普县”被捕者属于同样情况。总体来看，来自大城市、市郊和中型城市的被捕者竟然占了77%，所以特朗普近卫军的最大来源根本不是农村和小城市。

综合来看，特朗普近卫军的最大来源恰恰是拜登的最主要根据地，尽管这也是最有可能“内部消化”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意外，但也很能说明问题：美国社会的撕裂不仅是地域间的，也是地域内的。2020年大选票数接近、富有争议的结果，只会导致失败的一方积聚怨气。这是2016年大选的翻转，只不过那时是民主党支持者的怨气而已。

危险的是，不管对民主党支持者还是共和党支持者，这怨气不只在“敌占区”，也在“根据地”。这样脆弱的平衡可能轻易翻转，比如下一次国会中期选举或总统大选，不再是“蓝岛”在“红海洋”里的水落石出，而是“红海洋”淹没“蓝岛”。美国政治的激烈动荡还将继续。

3. 暴徒并不年轻，并不贫穷

与2015年以来在美国政治暴力中被捕的大多数人一样，国会冲突中的被捕人员以白人和男性为主。在2015-2020年间被FBI逮捕的极右暴力分子中，94%为白人，94%为男性。在国会冲突中被捕的人，94%为白人，86%为男性。这一点不意外。

意外的是，2/3的国会冲突被捕分子超过35岁，中位年龄超过40岁；其中32%为34-44岁，24%为45-54岁，12%为55岁以上。“常见”的25-34岁年龄段只占22%，18-24岁年龄段更是只占10%。也就是说，65%超过34岁，而历年逮捕的极右暴力分子中，61%不到35岁。上述提到的那位得克萨斯钻井工已经48岁了。一般说来，政治暴力的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通常在十几、二十岁，最多30出头。

年轻人无牵无挂，容易冲动，容易受到蛊惑，这不奇怪。但中年人参加政治暴动，说明动因是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而非政治冲动。成家立业后，牵挂多了，政治热情通常降低，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只能说明他们坚信“过不下去”，必须铤而走险了。换句话说，特朗普支持者不是一时冲动、受人蛊惑，而是代表着深层而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政治思潮。这对美国社会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如果用将国会冲突被捕者的年龄分布与香港黑衣人对比会很有意思，但这是另一个话题。

还有一个发现是：80%的被捕人员都有工作，还不乏有钱有地位的，比如老板、白领、州议员、退伍军官，甚至还有一位奥运金牌获奖者。

具体数据显示，85%是有工作的，只有9%无业，另有2%的学生和4%的退休人员。在历年被捕的极右暴力分子中，62%有工作，25%无业，10%是学生，2%为退休人员。换句话说，失业不是极右暴力倾向的主要动力，失业更不是成为特朗普近卫军的原因，绝大部分反而是“自带干粮”的。举几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