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这一观点或许会被视为当时独立运动领袖为凸显朝鲜独立运动的战略价值而采用的夸张性修辞。同时也会有人质疑，这是否代表了当时包括朝鲜半岛居民在内的海内外多数朝鲜人民的普遍认知？事实上，朝鲜半岛在当时已沦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基地，遭受了残酷的大肆掠夺，那里既存在“朝奸”，即积极投靠日本的亲日派，也存在坚持抗争的独立运动派及其支持群体，而处于两者之间的所谓“灰色地带”、消极顺从殖民统治的民众，则占据了多数。然而，应该强调的是，在独立运动派及其支持群体内部，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确在当时形成了高度共识，即抗日战争将成为改写东亚格局的决定性历史转折。

在此，若仔细审视当今美国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mings)的一段比喻性论述，或可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他写道：“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在全世界逐渐崭露头角，20世纪也由此开启。而随着20世纪的展开，日本却如飞蛾扑火般滑向灾难。”卡明斯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朝鲜最早掀起了民众抵抗运动——三一运动。

当下全球学术界普遍视日本投降为二战结束的标志，一些中国学者主张将战争的发端前溯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学术界提出的“14年抗战”概念，也是基于这种逻辑。英国学者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对二战史作出了新解释。他提出，二战“至少要追溯到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1931年”。

笔者认为，此观点颇具说服力。在此基础上，我们或许有必要更进一步思考，是否应将更早时期的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化进程，以及推动这一进程的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也纳入全球本土史的脉络中加以综合考察？正如笔者将在下一节详述，要全面阐释中国抗日战争在反帝及反法西斯方面的意义，阐释其在世界历史与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就必须建立一种更为深远、宏阔的历史视野框架。

三、中朝抗战的文明史意义

以全球本土史视角对抗日战争进行重新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能凸显朝鲜民众与中国人民携手抗战的重要历史。在这种情况下，中韩两国学术界应该通过共同研究，以多元路径将中朝共同抗战的历史传达至学术界及社会公众。

具体而言，中国近年来在深化和推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及“14年抗战”论述时，有必要融入朝鲜抗日运动的实践与认知。这需要研究者系统评价战时韩国临时政府的外交成就，也亟须重估东北抗日联军、韩国光复军与朝鲜义勇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更进一步，中韩两国学术界还应开展共同历史研究，在两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推广、共享这一历史认知。

中韩两国学术界应共同肩负这一使命。在开展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双方应通过相互参照与反思实现自我革新。此为超越国别史中心主义历史观、将国别史与区域史融会贯通的必经之路。

在此，笔者尝试指出韩国学术界亟待自我反思的部分内容。当前韩国历史教科书中依然使用“中日战争”这一术语。有韩国学者就此指出，该表述隐含着“两国对等交战”的错误认知，而非日本单方面侵略中国，这可能淡化日本作为侵略国的历史责任与中国人民的抗争正当性。因此，该学者主张采用“‘中国抗日战争’的概念，以更准确地反映中国人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展开的艰苦卓绝的抗争”。

历史教科书的叙述通常反映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或定论。因此，历史术语的变更应该在学术界内部进行深入讨论，并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同意。这看似冗长的民主协商程序实则不可或缺。在此过程中，不同国家学者就历史认知进行交流与反思，对凝聚历史共识将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有助于不同国家学者彼此反思与自我革新。中国抗战研究可以在中国百年现代性这一宏观视野之中加以重新考察。至少，应立足东亚史维度，将1905年甚至1894年等历史转折点以来的百年历程纳入视野，从而揭示抗战的意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明确地印证：抗战是正义、人道、和平与文明的代名词。

这一诉求绝不仅仅出于对学术理论的单纯探讨。如果我们意识到日本提出的所谓“远东1905年体制”，便更能体会到上述主张的现实紧迫性。

1905年11月17日，日本政府逼迫大韩帝国签署《乙巳条约》。

日本通过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吞并台湾，又借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吞并朝鲜，利用中国衰落所造成的“东亚权力真空”构筑帝国的根基，这就是日本所谓的“远东1905年体制”。该体制是明治维新后近代日本迈向帝国主义领土扩张的起点，也确定了日本近代对外侵略的总体方向。该体制的空间范围包括千岛群岛、日本本土、朝鲜半岛，以及冲绳、中国台湾乃至菲律宾等海陆疆域，与当时日本军部提出的“主权线”“利益线”密切相关。该体制的提出者千千和泰明认为，尽管日本战败导致这一体制土崩瓦解，但通过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新形式，美国主导下的“远东1905年体制”仍将得以变相延续。

这种将美日同盟、美韩同盟视为始于1905年的同源体系的历史阐释，体现出日本部分势力对东亚秩序的构想，至今仍深刻影响着日本对区域局势的分析方向，未来还有可能在日本境内外以改头换面的不同形式不断出现。

那么，“远东1905年体制”的替代方案是什么？笔者尚提不出明确的概念，在此仅提出相关研究应坚持的原则性方向：以“我们希望构建一种怎样的未来体制”为思想基础，以全球本土史视角分析中朝共同抗日经验的研究工作作为出发点。如果我们能坚定地按照这一方向前行，势必将构建起二战叙事的新逻辑结构。

与此同时，这一研究方向也意味着，我们需在“百年现代性”的历史视野中重新思考包含中国在内的东亚现代性问题。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往往以“现代化成败”的陈旧评判框架，来衡量东亚三国的现代化发展轨迹。具体而言，自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的10年间，中、日、韩三国的现代化发展轨迹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在这10年间，日本将“富国强兵”定为国家目标，凭借有限资源的战略化集中而大获成功，以“优等生”的身份实现崛起；战败的中国则沦为“次等生”；而战争最大的牺牲者，最终被完全殖民的朝鲜则被视为“差等生”。这种历史认知曾有极大的影响力。

然而，在抗战进程中，中朝人民已充分揭露了这一陈旧的现代主义认知的虚构性。正如竹内好很久以前所主张的，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颠覆了历来关于现代化的认知框架。他极具批判性地指出，日本现代化以西方为模板，其外向型“转向文化”必然走向失败的宿命，最终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而暴露无遗。因此，对抗日战争进行重新思考，不仅是为了重新理解“胜利”“解放”“战败”等关于1945年的分裂性历史记忆，也是为了实现跨越国别记忆的“共享”。既是各自“所有”亦是东亚“共有”的历史记忆，将有助于我们共同研究通向正义、人道与和平的未来课题。这便是重思抗日战争工作的重大意义所在。

为妥善推进这一课题，我们亟需更加深入地探讨现代化问题，尤其是关于“现代性的扬弃”这一创造性的理论设想。这一理论设想试图超越将现代性视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一方面将现代性特质视为必须达成的积极价值（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应予摒弃的陈旧遗产（后现代主义）。

这一设想常被误解为“现代性的弘扬”与“现代性的批判”两个课题的折中，或理解为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先后顺序。但事实上，这并非两个彼此独立的课题，而是一种统合性的“现代性的双重变革”（Modernity’s Double Project）：现代性本身既蕴含应加以实现的进步特性，也内含必须否定的压迫性要素，因而，对善恶混杂的现代性的“适应”（Adapting）本身就兼具肯定与批判。只有当适应的努力与克服（Overcoming）的努力内在地统一时，两个课题才能真正取得实效。换言之，唯有“包含克服的适应”才是对现代的真正适应，唯有“立足适应的克服”才是对现代的有效克服。

上述论述乍听或略显抽象难解，但若结合非西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社会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被迫“走向现代”的历史经验，其内涵便清晰可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越是身处逆境，中国与朝鲜半岛反而越是更坚定地追求更高层次的普遍愿景。这一共同经历表明，两者在历史的淬炼中，已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应对“双重课题”的智慧。因此，今日的中韩两国唯有在认识到彼此均有沦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反抗殖民统治、赢得民族解放等共同经历的基础上，方能以不偏不倚且时不我待的态度，分析各自在推进“适应现代与克服现代”这一双重课题过程中经历的困境与突破，并由此重建、传播新的历史叙事逻辑。唯其如此，学术自主的话语权根基方能被夯实。而这一立足全球本土史视阈的中朝共同抗战历史叙述，必将为其赋予强大的智识动力。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