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永瑞】

2025年8月15日是韩国光复80周年纪念日；日本将这天铭记为战败日，以悼念战殁者并祈愿和平。中国则于9月3日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种差异化的历史纪念，反映了各国在国别史框架下形成的不同历史记忆。我们能否在尊重各国记忆感知的基础上，跨越“胜利”“解放”“战败”等记忆分野，构建一种东亚人可以共享的历史记忆？进一步说，我们能否以此为基础，共享一种面向未来的课题甚至“未来史”？

为探索构建东亚共同历史记忆的可能性，笔者试图审视中国学术界近年来将抗日战争定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动向，剖析其意义，并就未来可深入分析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些拙见。

一、韩国视角下的“东方主战场”论

作为韩国学者，笔者尤其关注当前中国学术界抗战研究的两个核心概念——“东方主战场”与“14年抗战”。这两个概念对于促进世界历史研究摆脱欧洲中心论、确立多元化视角、重新思考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东方主战场”批判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二战史叙事，提出东方存在另一个主战场的客观事实；“14年抗战”则认为中国抗战起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主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实为长达十四年的抗争。

笔者尤为关注“东方主战场”研究的学术意义。该视角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让人们意识到：中国抗日战争不仅挫败了日本企图以“速决战”逼迫中国投降的战略，也有效遏制了日本在亚太地区发动全面战争的计划，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多个战场有力地支援了英、美、苏等盟国，由此构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环。“东方主战场”概念进一步揭示出，中国通过持续全面抗战，不仅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还以四大盟国之一的身份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该研究视角强调了中国抗战兼具维护和平与守卫文明的双重属性，相关研究也为构建中国自主学术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笔者高度评价中国学术界这一学术研究趋势的积极意义。“东方主战场”概念矫正了西方学术界在世界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成见，即将中国抗战视作“次要战场”，乃至视东亚战场为“边缘”的问题。事实上，韩国学术界也提出过类似观点。一位学者曾主张，中国军队的防御策略与消耗策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这一战略击碎了日本的速战速胜战略，促使资源匮乏的日本逐渐向东南亚扩张，最终与美国发生冲突，引发太平洋战争。

然而，这种观点在韩国学术界仍属少数。韩国学者长期以来主要关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等抗战背景因素，更聚焦于朝鲜半岛的独立斗争与国家建设，这一点从韩国学术界普遍将朝鲜抗日运动称为“独立运动”即可看出。这导致韩国学术界的主要研究视野仍未充分拓展至朝鲜抗日运动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史框架。尽管关于海外各地独立运动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但对二战战场在欧洲与亚洲的分布情况，尤其是亚洲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韩国学术界尚未给予足够关注。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术界对“东方主战场”研究的推进，或许能给予韩国些许学术刺激，促使其突破国别史的视角限制，拓宽研究视野。

鉴于此，笔者建议引入“全球本土史”(Glocal History)视角，这一视角既可以为韩国学术界提供反思国别叙事的理论框架，亦有助于增强中国“东方主战场”论述的学术说服力。借助该视角，我们不仅能用全球史与国别史（尤其是中国史）的交叉视角把握抗日战争，更能充分地展现全球史、跨国区域史、国别史及地方史四重维度之间的多维互动关系，以期为建构“全球二战”叙事框架作出贡献。

“三一独立宣言书”

二、作为全球本土史事例的“中朝共同抗日”

“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概念已广泛运用于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尽管学者们的使用情况略有不同，但其核心意涵通常被理解为：研究者应同时具备全球化的视野与本土化的问题意识、理论关怀和学术实践。该概念强调“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关系”或“一种将全球视野与本土关怀有机结合”的实践。不过，笔者早在多年前便对Globalism与Localism的合成词“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进行了延伸性重构，提出了“全球本土学”(Glocalogy)概念，并持续强调其重要性。之所以刻意提出这个稍显陌生的术语，是为了更加鲜明地凸显以“全球本土化”概念为基础的学术实践的特性。

“全球本土学”既是一种分析方法，也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这一概念关注地方性（Local）、区域性（Regional）与全球性（Global）的空间交叉与叠合，它既可以作为历史分析工具，用来解释和理解特定区域的既有现象，同时其探讨也具有前瞻性与批判性，通过主动介入不断变化的区域秩序，以实现特定的价值或目标。

作为历史研究者，笔者尤为重视“全球本土学”的核心子领域——“全球本土史”，更准确地说，是“批判性的全球本土史”。它与中国学术界更常使用的“全球地域史”有所区别，后者常常把“地方史”当作解释世界史的窗口。笔者尝试借此反思国别史研究的既有范式，探索一种能够回应“变革性全球本土主义”（Transformative Glocalism）诉求的历史书写路径。

当前，包括中韩在内的多国学术界日益关注全球本土史的研究路径。该研究强调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等多重空间尺度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张力，通过对这些多重空间的分析，有助于突破以单一国家为单位的研究局限。然而，笔者提出的“批判性的全球本土史”不仅关注全球化如何在国家层面实现本土化，也重视本土如何反过来改变全球化。

笔者之所以特意在“全球本土主义”前加上“变革性”的修饰，不只是为了揭示跨国资本主导的全球本土主义逻辑，更在于强调这是一种以本土为立足点、具有现实介入与变革能力的策略性思维——它旨在激发一种动力，促使我们在地方乃至全球层面对资本主义在多重空间结构中形成的等级秩序与压迫剥削施以变革。

仅凭上述抽象阐述，或许难以充分呈现全球本土史的内在意涵。因此，笔者尝试借用一个具体历史事例来说明该概念的应用可能性。该事例为中国境内中朝民众共同参与的、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部分的抗日战争。将中朝抗日战争纳入全球本土史视野下加以探讨，其意义不仅能凸显中国战场与亚洲战场之间的关联，还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为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增添一个案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视角有利于从多层次、立体的视角考察战争的整体进程，揭示抗战在世界历史与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从而有助于建构能够被普遍接受的共同历史观。

朝鲜半岛人民在境外展开的抗日战争，即“独立运动”，其活动范围横跨中国、俄罗斯、美洲及欧洲等地，但主要舞台为毗邻朝鲜半岛的中国东北与关内地区。核心运动主体由韩国临时政府一派与社会主义一派的独立运动力量构成，两者在以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关系中，分别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进行协作，广泛参与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军事行动。1936年东北抗日联军的组建、1940年韩国光复军的建立，以及1942年朝鲜义勇军的成立，表明朝鲜在中国抗战期间形成了多支国际支援武装力量，这些队伍也都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

具体来看，在拥有200万朝鲜族人口的东北地区，自20世纪20年代起便持续爆发由各抗日团体领导的、大大小小的抗日武装斗争。至20世纪30年代，东北抗日联军的力量尤为突出。作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组织，它整合了东北地区的朝鲜与中国游击队，形成了一支规模可观的联合作战力量，甚至一度向朝鲜半岛境内展开军事进攻。

在关内地区，韩国临时政府创建了“光复军”。该部队直接参与抗战、策反日军、侦察敌情、开展抗日宣传及暗杀等活动，从国民党方面获得了军事训练与物资方面的援助。抗战末期，韩国光复军曾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合作，筹划了对朝鲜本土的作战计划，但最终因日本投降而未能实施。

此外，朝鲜民族战线联盟于1938年创立“朝鲜义勇队”，在早期主要从事对日军及中国民众的宣传工作。1942年，朝鲜义勇队主力在重庆被编入韩国光复军，引发内部不满，部分成员另行组建“朝鲜义勇军”，并接受八路军指挥，逐渐参与到武装斗争中。

诚然，从整体规模与作战次数等军事指标来看，这些多线并存的朝鲜武装力量难以与中国的抗日军事力量相提并论，但其政治意义不容忽视。它们不仅影响了战后朝鲜半岛南北政权的建立，而且也成为中国参与建构战后东亚新秩序的战略资源，理应得到充分评价。

资料图：朝鲜义勇军

事实上，朝鲜独立运动的武装力量是在中国境内长期发展的结果，得益于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这直接证明了中国人民付出巨大牺牲的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亚洲意义：它不仅在精神与物质层面支援了亚洲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更减少了亚洲民众在战争中的牺牲。朝鲜义勇队的主要创建者金若山对此作出了精准表达：“现在的中国抗战是促使日本帝国主义总崩溃的决定性战争，将来的日本革命是这个总崩溃的终幕，朝鲜民族解放斗争也是促进日本帝国主义总崩溃的有利因素。”

但笔者认为，相较于直接参战，这些武装力量对抗日战争在世界历史与文明史上的重大意义有深刻的洞察。这种认知对当下的我们而言更具重要价值。

这里引用一例迄今为止未被广泛关注的史料，即《朝鲜人民抗日同志会文献第一号》（1937年1月）。该文献提到：“日本帝国主义自九一八事变后变本加厉地加快着侵华的速度。此乃破坏东方和平、终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践踏全人类和平的元凶的最后挣扎……亲爱的同胞们哟！为了个人生存、祖国光复，也为了我们现居地华北的安宁，对内须凝聚同胞之力团结一致，对外当将抗日作战的友军联合扩大至国际层面。”

值得关注的是，早在七七事变引发中国全面抗战前的1937年1月，该文献已明确将抗战起点追溯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预见日本侵华必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主张将中国作为“友军”，推动扩大国际联合阵线。虽然这一宣言出自规模有限的小型独立运动团体，却十分精准地把握了1931年以来抗战的国际战争属性。

在笔者看来，朝鲜人民抗日同志会实质上洞悉了抗战的“全球本土史”意义。这种视野的形成，根源于朝鲜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位置，即作为殖民地弱小国这一客观现实。这种不利地位迫使朝鲜独立运动者不得不对民族主义—区域主义—世界主义三重维度的叠合保持高度的敏感。

另一个相似例证是，1934年末，支持韩国临时政府的韩国独立党在其发布的相关文件中预言：“在1910年8月29日全面侵略吾国的倭敌魔爪，迟早会伸向亚洲大陆，甚至将伸向整个太平洋地区。”他们进一步断言：“基于同样的理由，对日战争不久后必将爆发。”这一预见，亦可作为前文所述之佐证。

赵素昂

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部长的赵素昂，对上述认知作出了更为系统化的理论表达。他敏锐地指出：“从地缘层面看，韩国是太平洋的和平灯塔，也是远东乃至世界和平的指挥塔。”赵素昂强烈主张，若要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夕变革既有世界秩序，朝鲜半岛的核心作用不容忽视。在他看来，“三一运动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闭幕之声，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场序曲”。这一论断根植于其深刻的历史洞见：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之一，可追溯至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化，而国际社会对此的漠视，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最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将“全人类推入火坑”。

赵素昂的深刻洞见，不仅体现在对国际局势的判断，更清晰地展现在文明观层面。他强调：韩国人期望的自主独立绝不在于富国强兵这一旧有形式，而在于与人为善、践行并实现“天下为公”这一真正的民主世界。此即韩国人所谓的“世界一家”的终极目标，也唯有此法能提升韩国的世界地位。

要言之，赵素昂揭示了中朝联合抗战所依托的客观局势，即日本帝国主义扩张的起点，乃早于九一八事变爆发的“朝鲜被殖民”（1910年）事件。他不仅将此界定为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之一，也预见了抗战胜利所具有的超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世界史与文明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