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索洛维约夫等人的羞辱，博尼亚也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她没有退缩，而是穿着正式、神情严肃地再次发布视频，宣布将联合受辱的女性群体对索洛维约夫、米洛诺夫以及在另一档节目中侮辱女性主持人的阿捷米·列别杰夫发起集体诉讼。她将自己受辱一事提升到了“俄罗斯传统价值”的高度，质问道：“如果国家电视频道允许男人随意谩骂女性为妓女、老太婆，这种对女性的普遍厌女和侮辱，难道就是我们想要传达给下一代的价值吗？”

就连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加入到了支持她的行列中。在俄罗斯国家杜马正式会议上，久加诺夫质问道：“为什么州长和议员们提了十年的问题总统听不到，而一个从摩纳哥喊话的博主却能立即得到佩斯科夫的回应？”他警告称，俄罗斯当前的经济数据已经“掉到了谷底”，如果政府继续放任这种由于贪腐和信息不透明导致的行政僵化，不立即进行彻底的改革，那么“1917时刻”即类似二月革命的社会大爆炸，将在今年秋天重演。

这极大地增强了她的支持者基数，使她在一夜之间从一个网红“笑柄”，变成了对抗强权的“女英雄”。这个话题也因此从一个网红的个人言论，变成了一个全民讨论的、关乎国家发展、国家价值的严肃政治话题。

如索洛维约夫这类民族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立场极度强硬的人，不出意外地指责她是“颜色革命者”“西方间谍”，但博尼亚的支持者认为，俄罗斯的普通民众对宏大的意识形态叙事和地缘政治博弈已经感到疲劳甚至麻木。在面对博尼亚这种“非政治化”的、感性的民生疾苦倾诉时，民众反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奇和舒心。

不得不说，这些博尼亚支持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确实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了西方惯用的话语来对冲索洛维约夫等人的激进指控。比如，将具体的社会事件直接上升为“体制的系统性溃烂”，用“公民社会觉醒”来包装个体诉求，或者刻意将民生困境解读为“制度失败的铁证”，甚至于毫无根据地指责俄官方、指责索洛维约夫等媒体人进行虚假宣传等。

而一些西方媒体自然乐见这种论证方式自发地在俄国内传播，于是趁机幸灾乐祸，刻意放大这些民间怨言，并借用久加诺夫的言论急不可耐地宣称“俄罗斯崩溃的新1917时刻”已经到来。索洛维约夫等人自然也不会认下这些指责，于是双方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双方的言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博尼亚事件也因此开始具备了相当严重的政治性质。这也是俄官方为什么在事件爆发后采取一种温和的态度、想要低调处理的原因。

这是一次事发突然的、由民生娱乐话题，渐渐上升为严肃政治话题的、自上而下的全民政治事件。这场事件由俄罗斯的内部矛盾所引发，偶然性极强。这是这次事件的本质，我们必须对事件的性质有一个基本认知，这样才能更顺畅地讨论之后的问题。

索洛维约夫（资料图）

博尼亚言论的性质及其生态位

那么，博尼亚的行为是否如索洛维约夫指责的那样，具有“颜色革命”的政治颠覆性质？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博尼亚的视频引发了一场俄罗斯社会各界的“大乱斗”，但这场大争论有一个奇特之处（也是上文提到过的），它并没有被彻底封杀，而是变成一场官方、亲政府激进派、温和派以及传统反对派之间的乱斗，这并不符合“颜色革命”时期舆论场所通常表现出来的生态。

首先，博尼亚及其言论并没有“颜色革命”特征。通过笔者上文对她生平的介绍可以看出，她的言论往往带有极强的偶发性和个人利益导向。从她过往的表现（比如发表反疫苗言论）来看，她以发表“不负责任但又颇具影响力的言论”而出名，没有任何深思熟虑的政治主张，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有境外势力撑腰，她本人也没有表现出建立政治团体挑战俄罗斯现政府的意思。

有一个笔者在前文没有提到的细节是，在她于2020年发表反疫苗言论后，俄罗斯官方要求她收回这些言论，她对此选择妥协并满足了官方的要求，这证明了她在本质上是一个愿意在俄现有政治框架内博取关注的博主，而不是一个试图推翻现体制的所谓“颠覆者”。

在这次爆红的视频中，她完全不指责普京本人，反而赞美他是强势、睿智的领导人，错的都是“腐败官僚”。这种言论是俄罗斯历史上典型且长盛不衰的“圣明君主与恶毒波雅尔（贵族/官僚）”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国家的总掌舵人总是如上帝一般善良且全知的，但其意志在下达过程中被贪婪、无能的中间官僚层层扭曲。这种叙事为愤怒的听众提供了一个民粹主义的发泄口，通过把矛头指向官僚集团，让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表象化，并能在口水战中让争论的话题“就这么过去了”。

久加诺夫迅速站出来声援博尼亚就是证明。众所周知，俄共长期以来在俄罗斯政治中扮演着“花瓶反对派”（所谓“御用反对派”，译者注）的角色。他们的职责是在俄官方的默许下，指出一些较为严重的内政问题，并以激烈的言论去拷打社会中的腐败既得利益者和不法分子。这样俄官方既可以吸收社会不满情绪，必要时又可以让俄共等“反对者”作为执政者的“体温计”和“鞭子”，协助最高层整肃行政机构。

博尼亚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就呈现出了向这种生态位靠拢的趋势。虽然她并非受雇于俄官方，但从佩斯科夫那务实、谨慎，甚至带有某种“利用”博尼亚言论来敲打下位官员意味的回应来看，这极有可能是一个俄官方预设或默许的“安全泄压口”。

她脱离俄罗斯社会现实的侨民背景，让她既可以站在比较超然的地位去批评国家的弊病，又可以在真的引发争议乃至境外势力的干预时被轻易转化为：“只有那些不了解俄罗斯实情、生活在西方的叛徒才会抱怨，真正的俄罗斯民众正在为了国家而牺牲和忍耐。”并反衬普通民众对政府的沉默支持。总之，她说出那番话、做出那个视频不一定是出于俄罗斯官方的意志，但很显然情况仍在俄官方的掌控和观察中。

BBC等西方媒体将博尼亚视为反政府的信号，部分俄罗斯自由派人士也试图将博尼亚捧为纳瓦尔尼之后所谓新的“人民之声”，但博尼亚本人本就以信口开河著称，遵循的完全是影响力至上的网红逻辑，所以笔者认为不必过度解读其政治意图。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21日在国家杜马提到博尼亚 视频截图

俄罗斯会重现1917吗？

在博尼亚事件中，除博尼亚本人外，最令人瞩目的就是久加诺夫对“1917年时刻”的警告了。当然，久加诺夫的言论也不能太过当真，所谓“1917年时刻”更多是久加诺夫为了批评内政弊病而做出的某种带有预言性质的激进恐吓。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的核心原因之一，是沙俄粮食征集与供应系统的彻底崩溃。根据历史记录，沙俄在1913年的粮食产量约为8000万吨，但到1917年因战争影响出现大幅下滑，导致首都彼得格勒的粮食储备一度仅能维持不足一个月。

相比之下，2025年俄罗斯的谷物总产达到了1.394亿吨，相较2024年增长了10.7%，且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其国内粮食供应极其充裕且自给自足。此外，俄罗斯目前的农业扶持政策也保障了肉类、乳制品等高价值农产品的稳定产出。有粮食就有底气，与一战末期饥荒蔓延的情况相比，现在的俄罗斯与当时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战争烈度方面，一战时期沙俄动员的陆军占其总人口的比重远超今天的俄罗斯。1917年沙俄的崩溃很大程度上源于数百万农民士兵在漫无边际的阵地战中失去了战斗意志。而今天的俄罗斯，虽然在乌克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但对整个国家劳动力结构和生存根基的冲击，还远未达到让社会秩序全面解体的程度。

俄罗斯的经济数据的确有不乐观的因素，但也表现出了足够的韧性。2024年，俄罗斯实际GDP增长率为4.9%，通货膨胀率为9.5%，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2.8%。到了2025年，尽管增长大幅放缓，GDP实际增长率降至1.0%，但通货膨胀率也回落至5.6%到5.9%的区间，经常项目盈余保持在1.7%。

2026年的预测显示，俄罗斯的实际GDP增长率将维持在0.8%至1.1%之间，通货膨胀率预计在5.2%至5.9%范围内。当然，俄罗斯目前的财政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前三个月的支出过高，俄罗斯今年的财政赤字可能攀升至GDP的3.5%-4.4%，远超官方1.6%的预测。

但美以伊冲突的爆发为俄罗斯的能源财政补充了元气，国际布伦特原油价格已从冲突前的每桶约49美元大幅上涨至85美元以上并稳定了下来。油价上涨直接推高了俄罗斯乌拉尔原油的出口收入，为制裁下的财政缺口提供了重要的缓冲空间。这些数据表明，俄罗斯经济的确面临增长乏力和高利率、高赤字的压力，但还远远达不到“民不聊生”的程度。

另外，今天的俄罗斯与1917年最大的不同在于意识形态。1917年前夕，各种思潮（从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到各类激进的社会变革左翼思潮）在俄国轮流登场，沙皇俄国的官方舆论早已被架空。而今天的俄罗斯乃至整个东欧地区，激进的理想主义思潮早已失去了生存土壤，主导社会情绪的是左翼民族主义、悲观现实主义和深厚的保守主义。

普京政府通过一系列手段（如梅金斯基编写的新版历史教科书），成功地将“国家主义”塑造成了绝对的政治正确。在这套叙事中，二月革命被定义为导致俄罗斯民族悲剧、国家解体和被西方利用的负面历史。无数俄罗斯人在教育中被反复叮嘱：一定要杜绝这种情况的再度发生。这意味着即使“二月革命”有了某些社会基础（如经济发展不利带来的不满），它也严重缺乏思想基础和民众的道德支持。

博尼亚风波本质上是“温度计”

无论其出发点是追求个人流量还是真实的民生共情，博尼亚及其声援者久加诺夫在本质上仍然与“颜色革命”相差甚远，俄罗斯社会很难说有“颠覆危机”。博尼亚提出的问题让那些在长达四年的冲突中攫取了高额利益、却对民生漠不关心的俄罗斯既得利益者感到如坐针毡，这与普京此前对经济部门和地方官员表达的不满是不谋而合的。

久加诺夫的言论也表明俄官方对“1917时刻”的担忧是真实的（如果俄官方内部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不可能这样说出来），而佩斯科夫的回应充分正说明了俄罗斯官方也许正试图通过这种的方式，来倒逼已经腐朽的一些人、一些利益团体作出改变，让一些因功劳而沾沾自喜的人重新站起来做实事，以防止“1917时刻”的真的出现。

博尼亚风波表明俄罗斯社会内部有巨大的改革呼声，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场风波会演变成西方期待的、真正的倾覆。它更像是一个体制在承受外部压力的同时，通过内部的某种自净化机制来排解释放压力。俄罗斯社会内部的不满情绪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强大的国家主义叙事和稳定的基本物质供应支撑下，这种情绪更有可能转化为对部行政改良的期待，而非对俄罗斯国家体制本身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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