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坐在轮椅上，脊背微躬，身上那件厚重的军绿色外套看起来比他本人更经得起风雨。他指间夹着半截烟，烟雾缭绕中，他左腿的残肢从绷带缝隙里露出来。我提出采访请求时，他安静地听着，灰蓝色的眼睛里浮着谦逊的阴影。“我知道的其实不多，”他声音低沉，像是很久没有好好说话。他的家就在基辅，战前在音乐学校教手风琴。“现在嘛……大概只能听别人弹琴了。”他感慨道。

我问他受伤那天的经过，他告诉我：

“我那段时间用无人机往对方阵地扔些废铁片、螺丝之类的东西。后来他们大概被惹毛了，专门派人锁定我的位置。那天我正要去着陆区回收机器，临时掩体只是个浅坑，大概就一掌深。队友在无线电里催：‘快躲起来，那边有动静！’我根本没时间挖得更深。后来才知道，对方配了新型探测仪，能追踪我们用的无人机型号，定位精度很可怕。

我不知道是伪装失效了，还是被对方的侦察机发现了。炮弹突然就砸过来了。我扑进土坑里，刚把无人机召回头顶，就听见震耳欲聋的爆炸。气浪把我右腿齐膝炸断，那条断腿竟甩过来撞到我额头，左腿也像被折断的树枝般扭向不正常的角度。战壕边的防护栏瞬间被炸碎。我给自己打了止痛针，用无线电报告重伤无法移动。那时候分不清是剧痛还是恐惧，只知道自己在不停嘶吼，但意识异常清醒，我知道必须撑到撤离。

时间感完全错乱了，可能只过了十分钟，却像熬了半辈子。我躺在土堆间抽烟，心想：要是就这么死了，也太荒唐了。奇怪的是，当时内心一片平静，甚至觉得这样荒诞的结局配不上自己的人生。后来救援组到了，他们给我注射了曲马多，药效让世界开始旋转。他们推着我穿过坑洼地带，在颠簸中我死死攥着清醒，直到手术台的灯光亮起，医生说了句‘可以休息了’，我才敢松开意识，毕竟在战场上昏过去，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醒来。”

马克西姆身材高大，留着浓密的络腮胡。战事一起，很多人都无心打理面容。他左腿的残肢从毯子下直直地伸出来，像一截凝固的寂静。一个年轻姑娘突然跑过来，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从背包里取出一条灰色围巾，仔细系在他的残肢末端。

马克西姆只愿意和我闲聊几句。他告诉我，战前他曾在汽车修理厂工作，如今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依然宽厚有力。他笑起来时带着几分野性，倒像个落拓的江湖客。战争开始后，他在志愿兵排服役，病房里还住着两位和他一同负伤的战友，用他的话说，是“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

乌克兰夜晚昏暗的街景

如今走进基辅火车站，如果你运气好的话，也许能看到这种场景：车厢里挤满了各兵种的士兵，深浅不一的卡其色制服连成一片。人群中偶尔能看到几位装备精良的年轻士兵，但更多的，是那些穿着略显臃肿作战服、面容沧桑的外省中年人。他们看起来与“特种兵”的精良面貌相去甚远。

这些人是步兵，战争最沉重的负担都压在了他们的肩章上，在泥泞战壕里度过无数个被炮火撕裂的日夜。他们中多数是被征召入伍的，战争头几个月志愿参军的那批人早已所剩无几。他们的眼神透着疲惫，目光总是向内收敛，仿佛在看某个遥远的地方。车站里往往有一股伏特加的气味，他们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灌醉，好让旅途变得短暂一些。

战乱国家的生活，充满了持续不断的恐惧、痛苦、焦虑和不确定性。那些远在千里之外，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吃着丰盛饭食、玩着手机观察战事的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啊，中国读者们，你们能体会到那种恐惧与痛苦吗？

一些乌克兰人开玩笑说，尽管炮火连天、空袭警报频繁，但待在基辅市中心比待在美国白宫还安全。然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只是麻痹自己的精神成瘾品而已。即使在远离前线的首都，战争的阴影也清晰可见：街道上到处拉人的征兵、在破旧装备上玩耍的孩子们、建筑物窗户里昏暗的灯光、政府办公区为了安全起见完全陷入黑暗。但最重要的是，那些从前线归来的老兵，有些失去了胳膊或腿。

就如同用酒精麻痹自己一样，乌克兰人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但又毫无办法，所以才有了这种貌似乐观、但底色又充满了“死气”的情绪弥漫。

从解放领土转向固守现有防线，征召志愿者执行防御任务变得愈发困难。许多民众更倾向于以“在沙发上保卫领土”的方式表达“爱国情感”，而非亲身奔赴战壕参战。如果士气仍如战争初期般高涨，征兵中心门前理应依旧排满长队，而现实情况却远非如此。

直到2023年，乌克兰社会都对“夏季反攻”有着极为乐观的预期，这曾带来巨大希望，而随后的战局发展却导致普遍失望，人们不得不接受俄军无法被迅速击退的残酷现实。认知转变严重影响到了民众的心理状态：战争导致的生活水平下降、持续的精神压力以及在前线失去亲友的创伤，已经在社会层面上永远改变了乌克兰人。

不妨想象一下，你所在的大楼火警铃声突然大作。刺耳的声音让你心跳停止，你毫不犹豫地抓起最重要的东西，冲向紧急通道。但如果这个火警铃声每天都会随机响起两三次，持续两年，而且你永远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最初的那种紧迫感会变成一种持续的、低度的焦虑，让你无法专注，无法放松，最终，那刺耳的铃声不再意味着“危险”，而是意味着一种能将你精神撕裂的、永无休止的折磨。

因此，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怀疑泽连斯基关于“战斗到最后一名士兵”的言论是否合理，以及这场斗争是否值得付出如此多的人命。所以，才有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人终于忍无可忍的爆发，与其说这是对谎言的愤怒，不如说这是一种不知如何自处的无助。

但我不怪他们。在生存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时，人们的愤怒和歇斯底里是在反抗一种吞噬一切的荒诞。乌克兰人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勇气与恐惧、团结与疏离、希望与幻灭的复杂叙事。它没有简单的答案，也没有清晰的出路。

希望人们能够珍重和平，不要在它逝去的时候才呼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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