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美国有15.8万人死于毒品、酒精和自杀，而在1995年死于这三种原因的人数只有6.5万人，大约相当于增加了10万量级的死亡人数。这个数字和美国目前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相比虽不算多，但是新冠病毒仍有疫苗为我们带来希望，但我们却没有预防吸毒、酗酒或自杀的疫苗。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死于绝望”这种病有一天会自行消失。

比较一下读过大学和没读过大学的人群，可以看得更清楚。上图左边是没读过大学的人群因为毒品、酗酒和自杀导致的死亡率变化，右图是读过大学的人群。我们感到，这两个人群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宇宙里。从上一个出生组到下一个出生组，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群死亡率没怎么变，但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死亡率一代比一代高。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死亡率上升的问题是美国全国各地都出现的情况。2000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每个州死于自杀、毒品和酒精的人数都在增加。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仅发生在男性身上，也同样发生在女性身上。1990年代早期，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自杀和吸毒过量，但是今天，没有读过大学的男性和女性的死亡数据几乎是相同的。

出乎意料的分化指标：是否上过大学

19世纪社会学奠基人之一迪尔凯姆（Durkheim）认为，自杀是由于社会融合度不够或者社会规范缺位而引起的。他还指出，在社会剧变时期，自杀人数更有可能上升。基于迪尔凯姆于19世纪所做的关于自杀的研究，我们找到了美国当前自杀率居高不下的根源：那些没有大学学历的人群，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安。

我们进一步想要探究，当前的失业率或者收入水平情况是否能帮我们更好地理解人们自杀的原因。但我们发现，失业率和收入水平与吸毒、酗酒、自杀这三种原因造成的死亡并无因果关系。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这三种原因造成的死亡就已经在上升。因此，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源更长期更深远，不仅仅是眼前的问题造成的。

在高死亡率的背后，我们发现那些没有学士学位的人群其健康状态每年都在恶化，与社会隔绝的程度在增加，与朋友交往的困难在增大，工作之余自我放松的困难更大，心理健康状态也更差。他们陷入深深的绝望中。

那么，造成绝望的根源是什么？我们研究的结论是：因为没有学士学位，这一人群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长期以来的处境不断恶化。

年龄在25岁到54岁之间没有接受过四年制大学教育的男性，他们的实际工资长期以来一直在下降，下降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980年。按常理，工人的工资会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化而升降，但是，上述这群人的收入趋势却是长期以来一直下降。

同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被需求的程度也在降低。这里也存在着经济周期效应，人们在经济衰退时期会失去工作，等到经济好转他们又回到劳动力市场，然后经济下行他们会再次失业，等找到机会又再次回到劳动力市场。

但是，在如今的美国，当这群人再次回到劳动力市场时，他们的就业情况却不可能达到上次经济衰退前的水平，因为他们和劳动力市场的黏合度变得越来越低。这种情况早在此次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就已出现，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恶化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

在美国，一份工作不管你干多久，工资的变化幅度都不大。不少人美国人被辞退后，再找到的工作都会比原来的更差。而且，没有大学学历的人所能找的只能是较差的工作岗位，比如从正规公司外包出来的工作，包括运输公司、保安公司，或者食品服务公司等。

这就使得这些美国人不再是大公司的正式雇员，而只是外包机构的一员。在外包机构里，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相互承诺更少，做这些外包工作很难让人产生工作成就感，或对大公司的归属感，更奢谈通过工作获得真正美好的生活。

我们认为，失去一份好工作对人的影响并不仅仅在物质方面，更大的打击在于失去好工作所带来的意义感、归属感和社会地位。

与此同时，那些没有好工作的人往往也难以获得幸福的婚姻。所以，在美国，没有大学学历人群的结婚率在逐年下降，而拥有学士学位的人群则不是这样。这些没上过大学的男女，不结婚就生活在一起，或称为同居。他们又可能会生下孩子，但是婚姻关系很脆弱，容易分手，然后各自再找新的伴侣。结果，他们的孩子们生活在单亲家庭里。而且，其中一方又会和新的伴侣再生孩子。对这些人来说，家庭生活变得更不稳定，工作也更不稳定，美国人曾经习惯的对社区的归属感也渐成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