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关键的是，布什总统和切尼副总统完全忽视了中国的存在，他们把精力花在了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以及实施“便于美国长期控制中东巨大石油资源”的战略上。2011年华盛顿从巴格达撤离时，美国已经在这场不明智的战争上浪费了5.4万亿美元，而此时页岩油革命却使得美国已接近实现能源自主。不但如此，与木材和煤炭等化石能源一样，未来石油被当作能源利用的日子应该并不会太长久，这意味着中东地区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势必会大大下降。

就在美国人在沙漠中抛洒鲜血、燃烧美元时，中国人却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于是中国开始推动一项名为“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希望通过这项倡议启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进而把亚欧大陆紧密连接在一起。为了对中国进行反制，奥巴马总统非常大胆地提出了“重返亚洲”战略。这一战略的目的在于把美国分散在全球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亚太地区，并且通过签署一系列新的贸易协定在贸易领域把亚欧各国拉拢到自己身边。“重返亚洲”虽然在理论上看是非常高明的，但这一战略很快就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陷入了困境。在战略实施的初期，华盛顿发现要实现美军从大中东地区的战争泥潭里抽身比想象中要困难得多（这个中东乱局恰恰是美国自己制造的）；在另一方面，由于工厂倒闭、收入增长停滞，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席卷全美各地，这导致奥巴马政府与世界各国签署贸易协定的想法已变得几乎不可能实现。

其实，奥巴马总统低估了中国对美国全球霸权所构成的挑战的严重性。奥巴马政府的两名高级官员后来曾这样写道：“无论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处于哪个位置，美国外交政策圈子里的人都认同一个很基本的观点，那就是以美国的实力和霸权地位，我们完全有能力轻而易举地让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然而我们都错了”。

不过唐纳德·特朗普却不同，他并没有接受上面提到的那个“很基本的观点”。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上花费了两年时间，他认为自己可以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最后人们发现他的手段只是加征了一些关税）让北京屈膝投降。虽然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飘忽不定，但令人惊讶的是有一点他是始终如一的——他一直认定中国对美国构成巨大挑战。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间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观察者网注）曾指出，华盛顿正在让一个国家的实力变得越来越强，“这个国家不仅决心取代美国在亚洲的地位，而且还意图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与我们构成竞争关系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治理模式”。此外，特朗普政府的国务院也在一份报告中警告称，北京“志在取得霸权”，北京的目标是“取代美国的全球最强国家地位”。

最终，特朗普还是在现实面前屈服了。2020年1月，由于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对美国的农业出口造成了严重打击，美国的贸易供应链也因此损失惨重，白宫不得不取消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以换取北京“采购更多美国商品”的不具约束力的承诺。

乔·拜登的帝国幻想

即便现在，在经过民主、共和两党长达20年的对华政策失败之后，华盛顿的政客们依然陷在帝国幻想中无法自拔。拜登政府和他的外交政策专家们似乎认为，中国与新冠肺炎疫情一样，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无论特朗普政府做什么，只需反着来就可以了。2020年12月，建制派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文章写道：“也许有一天，美国回顾与中国交锋的这段往事时看中国的感觉会与我们今天看苏联的感觉差不多，两者都是很危险的对手，不过在他们表面那些显而易见的优势之下隐藏的却是体制的脆弱和发展的停滞”。

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国事务部门主任何瑞恩（Ryan Hass）指出，中国也许正在多个经济指标上超越美国，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不断壮大，不过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远超美国的程度。“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日趋严重，债务规模不断膨胀，而且政治也非常僵化”，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中国的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状况都十分脆弱，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保障其海上重要运输线的安全”，何瑞恩说。

在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前的几个月里，奥巴马政府时期前国务院官员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就已开始为自己被提名担任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所扮演的新角色进行预热，他在这一期间也表达了与何瑞恩相似的观点。杰克·沙利文在《外交事务》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也许“在经济上比苏联更加强大”，不过华盛顿仍然可以塑造“一种与其稳定共存而且对美国利益和美国价值观均有利的双边关系”。杰克·沙利文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正努力“确立世界领袖的地位”，但美国“仍然有能力确保在竞争中守住这一地位”，只是美国决不能再犯下特朗普的那些“伤害美国自身的错误”了。

不出所料，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下属，杰克·沙利文的观点与其未来的领导乔·拜登的观点完全一致。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活动中已经阐明了自己的外交政策方向。他指出，“为了赢得与中国之间这场争夺世界未来的竞争”，美国必须“加强自身的科技创新优势并与全世界各民主国家的经济力量联合起来”。

上文提到的都是有着丰富国际经验的很老练的外交政策专家，不过他们似乎对全球性大国的地缘政治基础（the geopolitical foundations for global power）并不十分了解，而中国领导人以及此前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却似乎仅凭直觉就能掌握其关键。与20世纪50年代的大英帝国一样，今天的美国领导人已经在超级大国的位子上坐得太久，以至于他们似乎已经忘记美国是怎样获得这个位子的了。

二战结束之后，冷战时期的美国领导人很清楚，与此前的大英帝国相同，美国的全球地位也有赖于对亚欧大陆实施牢固的控制。在此前的400年多里，每一个全球性霸权都要尽全力掌握这片广袤大陆的控制权。16世纪，葡萄牙在从里斯本到马六甲海峡（这条海峡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一条通道）的漫长海岸线上一共控制了50座港口；19世纪末，大英帝国的海军基地分布在从斯卡帕湾（位于苏格兰地区最北端的一片半封闭水域——观察者网注）一直到新加坡的漫长海岸线上，从而实现了对海洋的控制。

葡萄牙的战略是控制海上交通线上的重要据点，而大英帝国则受益于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Halford Mackinder）对地缘政治学的系统性研究。哈尔福德·麦金德认为，要想获得全球霸权，就必须控制亚欧大陆，或者扩大一些来说，必须控制由亚洲、欧洲和非洲所组成的“世界岛”。然而，即便在那些世界霸权最鼎盛的时代，他们中也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控制亚欧大陆的两端，因此也就没有实现对全球的真正主导。直到美利坚合众国走上霸权的历史舞台，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围绕亚欧大陆控制权而展开的冷战斗争

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获得全球霸权的第一个10年里，华盛顿开始目的非常明确地着手打造强大的军事集团，以便实现对庞大的亚欧大陆的控制。数十年之后，美国通过层层部署的军事力量以及不断扩张的军事基地网络实现了对共产主义的“遏制”，为此打造的铁幕横贯亚欧大陆，从德国的柏林墙一直延伸到了韩国首尔附近的非军事区。

通过对日本、德国等在二战中战败的轴心国的占领，华盛顿在亚欧大陆两端获得了大大小小许多军事基地。以日本为例，从最北端的三泽空军基地一直到最南端的佐世保海军基地，美国在日本共拥有100多处军事设施。

可是此后不久，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随后朝鲜战争也于1950年6月爆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68号文件”（1949年，由于苏联首次成功爆炸原子弹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麦卡锡主义在美国迅速兴起。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杜鲁门于1950年1月指示国务院、国防部重新审议美国的整个防务及外交战略。4月14日，以保罗·尼采为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完成了文件的起草，并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就是《美国的目标与国家安全计划》，也被称为“NSC-68号文件”。它是说明美国冷战政策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为美国提供了“从1950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期间美国对苏冷战的军事蓝图”——观察者网注）中明确指出，实现对欧亚大陆的控制是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战胜共产主义的关键。文件起草者在这份基础性文件中指出，“苏联正在致力于实现对亚欧大陆的主导”，而美国必须加强军力“以尽可能对苏联的扩张行为进行威慑，并在必要时挫败苏联的挑衅行为或受到苏联支持的其他国家的军事行为”。

为了实现“NSC-68号文件”中提到的战略目标，五角大楼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把军事预算从135亿美元提高到了482亿美元。从西德的拉姆斯坦空军基地到位于菲律宾吕宋岛附近的规模庞大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再到日本的横须贺海军基地，华盛顿很快就构筑起了由500多处军设施组成的庞大的亚欧大陆包围圈。

从欧洲的北约（NATO）到南太平洋的囊括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美澳新安全条约（ANZUS），众多军事基地的建立意味着美国成功构筑起了横跨亚欧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链条。沿着被称为“太平洋沿海地区”（the Pacific littoral）的面向亚洲大陆的战略岛链，华盛顿通过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签署双边防务协定快速巩固了自己的战略优势地位。

在位于欧洲中心地带的铁幕两侧，北约的25个现役师与由苏联主导的华约组织的150个师形成了对峙局面，双方都配备了大炮、坦克、战略轰炸机和核导弹。为了在亚欧大陆漫长的海岸线上执行巡逻任务，华盛顿动用了包括核潜艇和航母在内的大量海上军事力量，其中第六舰队在地中海游弋，而规模庞大的第七舰队负责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的巡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