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反对ICE的明尼苏达人中，政治观点也各不相同。这场非暴力运动及其对邻里关怀的聚焦，吸引了持有不同移民立场的志愿者——包括那些原本可能支持特朗普政府若其真如所言“只驱逐暴力罪犯”的人。

“我相信，而且我知道大多数拉丁裔社区也同意：我们希望坏人离开，希望罪犯离开，”30年前从墨西哥移民至此的米格尔牧师告诉我，“我们所有人来这儿都是为了给自己和孩子寻求更好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社区出现罪犯、强奸犯——那些在街头作恶的人——我们也会害怕，不希望他们在这里。”

问题在于，联邦特工并非只针对罪犯。米格尔牧师越说越激动，告诉我就在前一天，一位帮他组织食品募捐的密友（他相信对方拥有合法身份）被联邦特工带走。

“我当时——完全说不出话，”他说，“但我不能崩溃，不能倒下。因为所有这些家庭还需要我们。”

普雷蒂遇害两天后，我的同事尼克·米罗夫（Nick Miroff）披露消息：负责明尼阿波利斯行动的边境巡逻官员格雷戈里·博维诺（Gregory Bovino）将离开该市，由特朗普的“边境沙皇”汤姆·霍曼（Tom Homan）接替。博维诺身着防弹衣或标志性长外套招摇过市，似乎很享受作为批评者眼中反派的角色，不仅鼓励特工采取激进手段，有时还亲自上阵。就在我陪同绿豆和钴蓝巡逻那天，博维诺笨拙地摆弄着催泪瓦斯罐，然后朝稀疏的抗议人群扔去。

博维诺的离去似乎承认了一个事实：明尼苏达人并非唯一不愿再容忍联邦特工造成更多死亡的美国人。明尼苏达人迫使特朗普政府战略撤退——他们不是以暴徒或叛乱者的身份，而是以邻居的身份做到这一点。

上周五抗议结束后，数千人在寒冷的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游行，高呼：“不要特朗普，不要军队，双子城绝不舔靴！”我与一位名叫伊桑·麦克法兰（Ethan McFarland）的年轻抗议者交谈。他告诉我，父母是乌干达移民。他最近请母亲拿出移民文件，以防她被带走。他说，这种国家压迫正是他母亲当年“逃离祖国”来到美国的原因。

麦克法兰的话让我想起特朗普顾问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曾写过的一句话：“移民及其后代会复制其破碎家园的状况与恐怖。”但在明尼苏达，情况恰恰相反。移民并未重现其“破碎家园的状况与恐怖”——制造这些恐怖的，正是米勒这样的人。而移民只是更有经验去识别它们。

联邦力量涌入明尼阿波利斯，反映出MAGA阵营一系列错误假设：

第一个假设是：多元社区不可能存在。万斯去年7月演讲称：“社会纽带在有共同点的人之间形成。如果你停止向国内输入数百万外国人，社会凝聚力就会自然形成。”这种言论与双子城的“邻里主义”完全对立——后者拒绝那种只爱与自己完全相同之人的狭隘自恋。

第二个MAGA假设是：左翼在价值观上虚伪，“包容”与“团结”只是肤浅的道德表演。白人自由派或许会在前院竖起“欢迎移民”标牌，但一旦面临持续压力，就会抛弃这些移民。

就特朗普而言，这一判断对许多掌权的自由派确实成立——大学管理者、精英律所律师、政治领袖皆是如此。但它不适用于数百万普通美国人：他们走上街头抗议，公开反对政府，并在明尼苏达以生命为代价抵抗戴面具的武装人员。

MAGA对自由派软弱的信念，与他们对“真男人”的（即特朗普的人）强悍的执念相伴而生。回想米勒去年10月对孟菲斯警察的怪异咆哮：“你们对付的帮派分子——他们以为自己狠？根本不知道我们有多狠。他们以为自己强？根本不知道我们有多强。他们以为自己硬？我们比他们硬得多。”话音刚落，米勒就出于“安全原因”把家搬进了军事基地。

派往明尼苏达的联邦特工身穿防弹衣、戴面具，手持长枪和手枪。但他们的残暴恰恰是恐惧与怯懦而非坚定的表现。相比用枪指着赤手空拳的抗议者，仅凭哨子和手机直面枪口需要多得多的勇气。

支撑特朗普主义的每一项社会理论，都在明尼苏达人钢铁般的决心面前破碎。明尼阿波利斯的多种族社区本应分崩离析，却并未如此。它坚守阵地，直至博维诺夹着他的长外套狼狈逃离双子城。

道德败坏者内心最深的秘密恐惧是：美德其实普遍存在，而孤独的反而是他们自己。在明尼苏达，MAGA的所有意识形态基石同时被证伪：勇敢的不是ICE和边境巡逻队的武装暴徒，而是明尼苏达人；明尼苏达人证明，他们的社区具有社会凝聚力——正因其多样性，而非尽管有多样性；在社交媒体原子化的世界里，当空虚之人试图用“天生优越”的谎言填补孤独灵魂时，明尼苏达人却找到了彼此并相爱；明尼苏达人守护着“西方文明”一切值得珍视的东西，而武装暴徒却试图以暴力将其摧毁。

无论特朗普再派多少武装人员强加意志于明尼苏达人民，他所能做的只是更加凸显他们的英勇。任何武力都无法让持枪者变得像那些空手站在枪口前、只为保护邻居的人一样英雄。这些特工，以及派遣他们的总统，绝非任何人的英雄或救世主——他们只是必须遮住面孔才能朝一位母亲面部、一名护士背部开枪的持枪之徒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