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舆观调查网（YouGov）在英国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问题如下：“当下列几种人就自己的专业领域发表言论时，你最相信哪种人的意见？”护士排在第一位，84%的人投票信任护士。政客排在最后，得票率只有5%（尽管地区议会成员被信赖的程度高一点，得票率有20%）。经济学家的排名仅仅比政客高一位，得票率在25%。天气预报员的信任度是经济学家的两倍。

2018年秋天，我们在美国做了同样的调查（加上了其他几个关于经济议题的问题，其结果被我们用来支持本书中的各种观点），访问了1万名美国人。结果再次显示，只有25%的人相信经济学家在其专业领域的见解，而政客的排名则比英国更低。

这种信任赤字和另一种现象互为镜像，那就是经济学家的专业共识（当它存在时）往往和普通民众的意见截然不同。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会定期向大约40名学院派经济学家（被公认为各自专业带头人）询问有关经济的核心问题，在本书中我们将之称为IGM布斯咨询小组答案。我们挑选了10个IGM布斯咨询小组接受的问题摆到我们的普通受访者面前。

在大部分问题上，经济学家和受访者的回答完全不同。例如，所有IGM布斯商学院咨询小组的成员都不同意“美国对钢铁和铝新增关税将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而调查受访者当中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的人持同样的观点。

总的来说，我们的调查受访者比经济学家更悲观：40%的经济学家赞同“自2015年夏天开始涌入德国的难民将在未来10年为德国带来经济利益”这一主张，其余人对此持不确定态度，或没有发表意见（只有一人不同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25%的调查受访者对这一主张表示赞同，而35%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相比经济学家，我们的调查受访者更倾向相信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兴起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基本不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会创造足够多的新财富来弥补那些被淘汰的人。

造成这种观念差异的原因，不是因为经济学家总是比世界上的其他人更加支持自由放任政策。

早前曾有一项研究,邀请经济学家和1000名普通美国人回答相同的20个问题，然后比较两者的差异。研究发现，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更加支持提高联邦税（97.4%的经济学家赞成，相比之下66%的普通美国人赞成）。相比公众，经济学家对美国政府在2008年危机之后所采取的政策（银行救助、刺激措施等）也更有信心。另一方面，67%的普通美国人认为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薪资过高，而经济学家中仅有39%的人持同样观点。

这项研究的重要发现是，总体而言，典型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普通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在所有20个问题中，针对某一特定说法，持肯定态度的经济学家的人数和持同样态度的普通美国人的人数相差35个百分点，反映出两个群体之间存在巨大分歧。

此外，即使将著名经济学家对所提问题的看法告知普通受访者，也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对专家和公众明显存在分歧的三个问题，研究人员采用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对一部分受访者，研究人员会在正式提问之前以“几乎所有专家都同意这一点……”为开场白，对另外一些人则直接提出问题。最终研究人员得到的答案没有任何区别。

例如，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否增加了普通人的福利（95%的经济学家回答“是”），51%的受访者在被告知经济学家观点的情况下回答“是”，没有被告知的情况下则有46%的受访者回答“是”。这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很小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似乎很大一部分公众已经彻底拒绝听取经济学家关于经济的观点。

我们从来都不认为，当经济学家和公众的看法不同时，经济学家就一定是正确的。我们经济学家经常太过沉湎于自己的模型和方法，有时会忘记科学有其局限，思想体系有其伊始。我们回答政策问题时始终以假设为基础，这种方式对我们来说已成为第二天性，因为这些假设是我们建立经济模型的基本要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总是正确的。

然而，我们同样掌握其他人所没有的专业知识。《好的经济学》的目标（保守而言）是向公众传授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并就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和最具分歧性的话题重新开启对话。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是什么破坏了公众对经济学家的信任。部分原因是普通民众周遭充斥着大量糟糕的经济学。那些代表“经济学家”出现在公共场合发表公开言论的人，通常和IGM布斯咨询小组的成员不是同一批人。

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那些在电视或媒体上自封的经济学家——通常顶着X银行或Y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头衔，本质上都是其所在机构经济利益的代言人，经常随意忽略证据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对市场做出乐观主义预测，而这正是普通公众大致上能与经济学家取得一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