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结：半医半农的尴尬定位

上述情况，多年业内皆知，但顽疾难愈。从个体出发，根本原因或许是乡村医生半医半农、游离于各大群体之间的尴尬定位。

乡村医生最早叫卫生员，在1965年至1980年叫赤脚医生。改开以前，他们一半时间都在务农，一半时间给农民治点小病。在当年，半农半医身份是适应时代的正确选择。但现在情况已与过去大相径庭。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指出：

“乡村医生一年从事医疗服务的时间是217天，搞预防保健是98天，务农的时间只有45天。这意味着，假设刨掉节假日，他们实际上已经是乡村里的全职医生。”

例如，上面提到的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逐步建立了全国居民健康档案，并实施规范管理，最终目的是使老百姓多预防、早治疗。这项服务几乎由社区医院和乡村卫生院/室完成，且乡村医生承担了工作总量的一半。

再如，新农合保障制度，村医给农民提供的门诊服务更是不可缺少。农村病人在村卫生室首诊的比例高达57.3%，并且数据还在上升。再从服务半径看，东部、中部地区平均2.5公里左右，基本满足世界卫生组织对卫生可及性(出门半小时能找到卫生机构)的要求，但西部地区平均是5公里以上。

国家健康卫生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村医队伍。业内一些有识之士，曾多次为村医待遇及前景呼吁。同时，很多卫生部门也大胆地提出了想法，但进行到村医身份环节就进展缓慢了。

因为我国政策多按行业、身份来制定。乡村医生在基层履行着医务人员的职责，群体身份却还是农民。所以，一些单纯针对医护人员的政策他们难以享受，国家对我国600万卫生技术人员的福利也常常止步于他们。

例如，2018年底，某镇村医老罗深夜出诊，因不熟悉村坝环境及村中缺乏照明，在为病人治疗后摔死在村中。县卫计局认为老罗出诊属于个人行为，“未与卫计局之间形成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不存在工伤问题”。罗医生行医多年，在当地深受老百姓的喜欢和尊敬，很多群众对处理意见表示不理解、声援罗医生家属进行上访。

因此，一些地方已经默认了这个村医身份尴尬这个事实，从其他政策入手解决村医待遇问题。比如北京，地方给村医每个月补助800元钱，用于村医实行各级药品零差率的补偿，保证村医收入不会下降。

而一些财政困难地区，要求村医落实药品零差率却没法给出任何补助，村医只能靠公共卫生服务的微薄补助维系生活、凭借与当地村民的感情保持行医情怀。长此以往，很多村医寒了心，便选择弃医打工。“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个别地区，村医队伍便开始一个村一个村的垮掉。

某村，医务人员上门给村民做核酸检测取样。（新华网资料图）

多措并举：别让村医后继无人

202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其中提到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落实村医补助、逐步纳入编制。例如，中央财政从2011年起算，按照农村人口每人5元的标准补助村医。除《意见》中提及的3种补偿渠道外，一些地方还设立岗位补助，例如，重庆、贵州、云南按乡村医生每人每年3600—4800元的标准给予岗位补助，福建、江西按每人每年1200—2300元的标准增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甘肃对服务人口不足1000人的乡村医生每人再补助1200元等等。卫生部报告中也提出，在“老退、优晋、劣汰、严进”这8个字的框架下，解决村医的身份问题。

新医改已进入深水区，村医问题亟待解决。2022年9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见》。基层只有找得到人、留得住人，才可能在“医疗空白”的行政村建设卫生点并分配资源。因此，村医绝不能游离于新医改之外，他们需要改革的政策获得个体的可持续发展，改革的落实同样需要村医们的力量。

（文中村医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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