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被捕

最坚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最成功的潜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卖而暴露。作为潜伏者，吴石有着完美的身份掩护，虽在抗战前后以及解放战争末期与中共有过密切接触，但从未引起怀疑。来到台湾后，“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不仅使他得以进入国民党军事机构最高决策层，更为他的潜伏增加了安全系数。军队最高决策层成员是敌对方的间谍，这即使在最具怀疑精神的反间谍人员心中也着实难起疑心，难以想象。正因为如此，朱枫在台期间与吴石前后秘会6次，从未被发现，从吴石到朱枫到基隆码头的秘密交通员再到香港至内地，这条情报链一直安然无恙。

吴石在台湾的潜伏正当顺利进行时，却因中共台工委的暴露而终止。中共在台敌后工作的部署，早在1945年就开始了。抗战胜利后，蔡孝乾接受中共中央派遣，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返回台湾，发展地下组织。蔡孝乾本人于1946年7月进入台湾，隐姓埋名，在基隆港当码头工人，以掩护其身份。离台已18个寒暑的他，对战后初期台湾的政治和社会情况颇为生疏，因此在发展组织方面，侧重联络“老台共”党员，行动十分谨慎。

1947年，台湾人民反蒋抗暴的二二八起义爆发前，台工委所召集和新加入的党员仅70余人。二二八起义遭国民党政府的残酷镇压以后，台湾民众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反人民、反民主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憎恨与不满情绪也有所增长。台工委在华东局指示下潜赴香港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经验教训，拟订新的斗争策略，进一步深入山地农村和城市基层，放手发动群众，也加强了同中共大陆情报部门的联系，积极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为迎接解放台湾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至1948年6月，台湾地下党已发展到400多人，分设30多个地方支部；到1949年底党员人数又迅速扩大到970余名。但因《光明报》事件，台湾当局对中共台湾工委的破坏越来越疯狂。

此时，朱枫深陷危机之中，却不清楚危险在一步步靠近。时间过得很快，朱枫完成多项重大任务。1950年初，她已开始做离台返回的准备。由于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航线和邮路均已切断，她经过仔细考虑，给远在上海的同乡好友朱慰庭及其夫君吕逸民写了一封短简，将归期告诉好友。

逸兄、慰姊：

      别久颇以为念，遥维阖府康泰为颂！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便望转告小女及晓妹等，多年不见想念你殷，得此可增快慰也！

      专此即颂

冬安

祖湘嫂兄及诸亲友均候

威凤手上

一月十四日

这是朱枫从台湾发出的唯一的一封“家书”，也是至今我们所能看到的烈士留在亲人手中的最后手迹。“简单的便条，要从蒋帮最后巢穴的台湾带出来也不容易，写于1950年1月14日，托人带到上海投邮已经是三月四号了”，“谁会想到，那时候她已落入敌人的魔掌！”—朱枫的爱人朱晓光在许多年后整理《朱枫烈士书信集》时，特地在这页信纸的原件旁作了这样特别的加注。

1950年1月下旬，也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朱枫像往常一样在10点钟之前来到“建昌行”。出乎意料，“老郑”没有露面，却接到蔡孝乾留给她的“报警”字条。

朱枫接到蔡孝乾留给她的“报警”字条后，立即去吴公馆找吴石。她告诉吴石，大陆家中有事情，打算尽快离台。由于基隆港船已停开，她走海路的计划不能实现了，听女婿说台北和舟山之间有军用飞机往来，那里离大陆很近，她想走这条线，请吴次长帮忙。

吴石回答说，空军方面熟人是有的，也许能用得上。这件事后来吴石交代给他的老部下聂曦办理。

1950年2月4日，朱枫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空军飞机飞往当时仍为国民党控制的浙江定海，并正欲搭船前往已经解放的上海。

朱枫没有能够赶在“月内返里”，向她通风报信、要她火速撤离的“老郑”，在1950年1月29日的这天晚上，在他从南部返回台北市内的居处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国民党保密局人员抓获了。但之后在带路指认时趁黑成功脱逃。

虽说蔡孝乾交代朱枫的电话号码迟了几天，打电话到阿菊家时扑了空，但敌人终于知道了大陆有派来女干部。之后，敌人侦查出朱枫的去向，把目标锁定在定海。顷刻之间，一道缉查和追捕“在逃女匪谍朱谌之”的密令送至定海县城内的警备司令部，所有的交通关卡都被严密地控制起来。一张铺天盖地的罗网在这座本来就不大的船形岛屿上撒下。她没有在县城落脚，而是去了舟山岛最东头的渔港沈家门，住进缪家路15号存济医院院长顾孙谋家，在长辈间有交情的顾家暂时安下身来。

而向她张开的厄运之网，却一天一天在收紧。1950年2月18号，旧历正月初二，一个朔风怒号、寒流袭来的早晨，隐蔽了两个星期的朱枫被捕了，当即被解至定海县城里的看守所严密关押起来。羁押定海看守所之后，她料到台北方面一定出了问题，否则不会到舟山来抓她。2月26日深夜，这位忠贞的女共产党员用牙咬、用手掰，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手镯折为两段，塞进自己的口中，试图吞金了结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牺牲保全组织。《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对此有这样的议论：“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指朱谌之）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朱枫自杀未遂，被看守发觉。就在这时，台北方面也在催促着“要人”，一架飞机将生死未卜的“重犯”从定海押送回台北，送进医院。实施抢救后，身体虚弱的朱枫受到严酷的审讯，始终没有低下共产党人高贵的头颅。

朱枫的被捕是由蔡孝乾引起的，而蔡孝乾的被捕则是由1949年底中共台湾省工委遭敌严重破坏导致的。1949年6月间，在对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乐观估计中，台工委一些成员竟将机关报《光明报》塞进“行政院长”陈诚办公室以及蒋介石入住的士林官邸，事件惊动了最高当局。蒋介石限负责台湾安全事务的保安副司令彭孟辑一个月内破案，但彭在限定的时间内没能破案，于是蒋介石又交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办理。时任保密局二处处长的叶翔之研判后认定，能印报纸的地方，一定是学校，而且是中学，非大学。因为大学中保密局眼线密布，一旦出现就会被发现。结果，保密局派人到各中学调查，很快就发现基隆中学的考卷与《光明报》一致，一大批地下党人遭逮捕。于是，顺着线索追查，12月台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落入敌手，迅速危及台工委的高层。

陈泽民被捕后，蔡孝乾意识到形势严峻。他从大陆来的交通员朱枫的神秘行踪中隐约感觉到另有一个秘密情报系统的存在，就找朱枫商议，说部分同志身份暴露，需尽快撤回大陆，但国民党对出岛控制极严，没有国民党高官的帮助，很难成行，问朱枫有没有什么办法。面对紧急情况，朱枫答应想办法。

1950年4月27日，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彻底变节，出卖了中共台湾省工委整个组织。

保密局根据蔡孝乾供述，抓捕各级党员干部619人、群众96人，破获各级组织135个。由此，台湾一脚走进被后人称作的“扑杀红色时代”。

其实蔡孝乾1950年1月29日第一次被捕，其真实身份未真正暴露。尽管此后不久蔡孝乾乘机脱逃，但有着灵敏嗅觉的保密局从他的口中锁定了从香港来台湾的朱枫的中共特派员身份，造成朱枫被捕，这方面情况上文已述，一张大网随即朝吴石撒来。随后又从一张吴石为地下党人刘桂麟办的“特别通行证”查到蛛丝马迹，一层层追查下去，由此，吴石方面也开始出现问题，潜伏者的秘密身份逐渐曝光。

吴石当时虽然只是中将军衔，却贵为参谋次长，而且重要的是，行政院长陈诚是他的同学、参谋总长周至柔是他的好友。对如此的重要人物，保密局自然颇多忌惮，经局长毛人凤报告蒋介石，亦仅含糊其辞，周至柔虽面有难色，只得命“先取证据，再办吴石”。经严密侦查，一张无形的大网向吴石凶猛扑来。

经侦讯，国民党保密局于1950年2月28日将吴石太太王碧奎请去。就在吴石太太被捕的第二天（3月1日）晚上，特务们再次敲开吴家的大门。

吴石在家中被捕。

“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1950年3月1日夜，吴石的命运开始了逆转。吴石身陷囹圄，遭遇与高官显贵截然不同的境遇，有怎样的表现呢？这一次，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起落，从高级将领一下子滑到了黑牢里的“囚徒”。在狱中，吴石遭受酷刑，遭受反复的审讯，始终坚贞不屈。也因此，一只眼睛失去光明。

吴石毕竟是离不开笔墨的人，在狱中他极简单地记下有关要情。狱中遗留的手记使我们了解到在入狱后的大致情状：

三月一日午夜后九时半，被逮入狱。住看守所办公室之西厅。即晚，第二处叶处长来讯问。

二日，叶处长复来讯问。四日夜，叶处长来讯问。五日午后二时，迁禁于狱中五号。嗣后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常刺激。

四月八日，国防部军法局派员来讯。于以知案已被交该局办，是次为侦讯性质。

廿六日，闻最高军法审审判长蒋鸣三氏予之运命，于是法定矣。

此期间仍不断在看守所被讯，其紧张、刺激如前。廿八日，由五号狱房移住三号房。五月廿日，房客挤至十之人多。我血压陡高，经医诊断后，认为人数过多，于生命有危险，房中因以减至七人。

卅一日，房客复稍调动，同房者六人。

从这段简短的记录中，可以得知：吴石1950年3月5日到4月7日遭到频繁且提心吊胆的提审，身心疲惫交加。从简短的文字中证实：鉴于吴石身份特别，且事关重大，国民党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负责主审。叶翔之后来升任台情报局局长，成为台湾情报圈极具影响的人物。

吴石记录入狱情形的手记

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据李资生《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一文记叙：“当他（指吴石）初来的时候，他一度想用参谋次长的威严来吓人。可是，当主管人员把一切情况暗示给他以后，他马上改变态度，从此，他就很诚恳、很明白地说明自己的经过。但他一贯的老脾气，就是吞吞吐吐，不肯直截了当地讲，除非把一切证据都提出来，他很难得承认，尤其是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他总带着‘好心’来替别人洗刷。所以，我们说吴石‘诚意’‘坦白’，是在侦讯人员有计划的盘问中，使他不能不诚实，不能不坦白。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这一段白纸黑字中极不情愿的语气，却让我们看到吴石坚贞不屈、沉着应对、保护战友的身影。

吴石在保密局监狱的日子一定过得相当痛苦。在将近3个月零11天的时间里，每天他都要准备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听到走廊上脚镣的声响，看到牢门钥匙的转动，等候与死神见面。面对十入九死的黑狱，吴石知道，没有任何指望会走出这深牢大狱。他的遗书早在狱中预先断断续续草就，在就义前的一刻用一首七言诗作结尾。遗书写在《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为行草所书。多少年后，他的亲人好友读到了这意味深长、字字珠玑的2000多字的遗书，心中滋生感怀。我想，吴石要使这份生命中的最后文字，传到狱外。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下，许多事不宜充分表白，有些文字还有些晦涩，但这最后的遗言已传递出他心底的颤音。这里面有他对亲人最深的怀思，有他对理想最执拗的坚守，有他对热心人帮助的深情答谢，有他对弘扬清廉家风的最后叮嘱，有他为民族命运不惜牺牲的心声。

可以说，吴石将军在遗书中发自内心的最真实的情感在纸间蔓延，字里行间透露出吴石将军当时的心境竟是如此的坦然从容，人们从墨迹中感受到的只是凛然正气和心灵震撼。遗书流露出在最深的苦难中对世界和人生的深深思考，将一个硬汉的柔情与决绝表露无遗，将苦难的伟大自然呈现。

吴石对子女的叮嘱只有只言片语，却父爱如山

吴石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他觉得此时此刻必须向同在狱中的妻子有个最后的告别。于是，一场人间悲情时刻出现了。对于这次狱中的相会情形，1980年8月11日，王碧奎从美国写给儿子吴韶成的信里有如泣如诉的倾述：“爹爹知道自己活不成，所以求管理人要见我。我两人相见极为悲伤。爹爹亲口交代遗嘱：最放心不下就是在大陆两兄妹，不知大学能读毕业否？希望两兄妹能成家立业，我（他）就安心。大概汝不久就可回家，与汝一点关系都没有。汝千万不可胡思乱想，自己要坚强，保重身体。这家专靠汝照顾，两个小孩健儿不太懂事，好好抚养成人，我的事汝不要管。听汝爹几句话我悲伤不得了，汝爹实在很勇敢，只顾关心儿女，自己不在乎。”

这里“汝”字属福州方言，留有古汉语的痕迹，为“你”的意思。看着这段由一位饱经风霜、体会过生离死别的近80岁老者一笔一划写下满含血泪的记录，不禁让人潸然泪下。这场无法逾越的人生劫难直逼吴石、王碧奎夫妇，这无疑是一个极易被历史遗忘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