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的关系接上了

这样，吴石再次面临人生重大的抉择。他虽然已经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到了台湾，因海峡阻隔，基本上中断了与中共的直接联系，也可以完全切断这种联系。如果选择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那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吴石恰恰做出甘冒斧钺的选择，主动与共产党接上关系，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效力。

吴石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据何世平回忆：“我和何嘉随父亲多次在台北见到吴伯伯，谈及当前时局发展情况，这时我父亲把我的身份告诉了吴伯伯。”可见吴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当事人吴石好友何遂之女何嘉后来的回忆也充满深情：“八月在台北，父亲和吴伯伯接触密切。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避免祖国的分裂，吴石甘冒斧钺，同意继续为共产党工作。我们并在香港协助吴石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这段生活很特殊，由于工作关系和环境险恶，我和父亲的关系有了不寻常的变化，我们既是父女，又是为完成一个共同任务而努力工作的同生死的战友。”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经何嘉联系，由何嘉陪同吴石到港岛牛奶公司与中共上海局干部余秉熹见面，他们单独作了长谈。他们之间说了什么话，现在无从知晓，但应该做了很好的安排。2009年5月，83岁高龄的何嘉很清晰地告诉我：两人出来后，一脸的轻松，事情进展令人满意。

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何嘉再去找余秉熹。余说：“万景光已来香港，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

万景光时为中共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驻港的负责人，人称“小万”，曾化名“刘栋平”。

第二天，万景光就到九龙塘沙福道李朗如（曾任孙中山的侍卫长，香港“陈李济”老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州市副市长，他是何遂长子何世庸的岳父）家看望何遂，随即由何遂之子、李朗如女婿、中共党员何世庸陪同万景光去见吴石。

吴石将军和夫人王碧奎、小儿子吴健成

谈完话，告辞出来，万景光又命何嘉去送吴石。当天下午，吴石就要回台北。何嘉受万景光的委托，专门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这次香港之行，吴石与我地下组织再次接上关系。

回台后，吴石度过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1949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吴石与妻子商议，到台北照相馆，留影纪念。这些照片成为他与家人在一起的最后影像。在照片中，仅吴石将军及其夫人、小儿子3人，明显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合影，却是全家欢的缩影。或许在吴石将军心里，最迟不过明年，一家人会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10月底，国民政府发表吴石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军界新星。这一任命，使我党在国民党军的核心中枢有了一条可靠的高级内线，也为吴石发挥作用提供了极好的掩护。

吴石从万景光处领受任务回台后，由于香港方面的联络员尚未派出，吴石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其中两次是由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出，一次是托何家亲戚送出，都由他亲自封好，写明由何遂亲启。这些情报送到何世庸岳父、国民党元老李朗如家，由何世庸、何嘉转交万景光。这样做，虽然接上已经中断的秘密情报线。这样的情报传递是极易被察觉的，有着暴露的危险，也会影响到吴石本人的安全。万景光心里十分清楚，吴石情报组是我党掌握台湾情报的重要管道，不能出现任何闪失。为此，万景光感到焦虑与不安。如何为吴石这位高级情报关系建立秘密联络交通，确保这条重要情报线的安全，他认真思考着……

在台湾，经吴石的精心运作，秘密情报工作进展很快，铺开的面也极广。正如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所说：“吴石在台湾的特工工作，遍及东南长官公署、保安司令部和空军部队。”同时，吴石还两次派身边的亲信陈卫潜回福建，向福建省军管会报告阵前起义安排及台湾军情，对起义人员具体安置、军事情报收集方向等进行磋商，并将福建省军管会的指示带回台湾，口头反馈给吴石。

应万景光的要求，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经慎重考虑，选派中共地下党员朱枫赴台，作为吴石的联络交通，以迅速获取台湾方面的军事情报，同时联络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

朱枫（1905—1950），名谌之，字弥明，浙江宁波人。出生于富裕渔商家庭的朱枫，青年时期在女子师范读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声援五卅运动。后来她远嫁东北，丈夫于1932年病故。此后，在镇海，她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开始自觉地参加革命工作，积极组织青年、妇女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歌咏队，演出《保卫卢沟桥》等活话剧，震动了镇海县城。1938年，日军逼近镇海，朱枫与家人离开家乡。她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引下，先后在金华、武汉、皖南新四军军部、桂林、上海等处，从事文化与贸易工作。

朱枫

1945年春，她由徐雪寒、史永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朱枫奉地下党指示去香港工作。夏秋之交，她接到上海中共华东局的指示，要她立即去台工作。临行前，她给在上海的爱人朱晓光的信中写道：“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掂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须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信中的性别是有意颠倒的。

“兰沙丹尼”轮在大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于1949年11月27日抵达基隆港。随后，朱枫来到目的地台北，入住女婿家——台湾省警务机关家属宿舍，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巧妙安排，当年“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20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中作为经验来总结，指出：“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

第二天一早，女儿和女婿都上班去了。朱枫跟家中带孩子的保姆招呼一声出了门。她坐公交车去了基隆，走进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按照约定的暗号与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蔡孝乾将远来的客人引进店堂的内室，两人交谈起来。

朱枫向蔡孝乾转达了组织的要求，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台北市内的女婿家，逗留两个月左右，她所担负的密取重要情报的任务希望能得到“老郑”的帮助，下次见面最好能改在进出更方便的地方进行，因为她是以“母亲”和“外婆”身份来女儿家看外孙的，不能让家人和邻居生疑心。

蔡孝乾同朱枫约定，今后每周三同一时间接头，地点改在台北市内一家叫“建昌行”的联络点内，那里离朱枫的住地不算远，走过几条街就能到。蔡孝乾要了朱枫女儿家的电话号码，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刚刚发行的新台币，将电话号码记在那张10元面值的钞票上。

12月初，一个冬日的午后，朱枫带着万景光给吴石的亲笔信，以“陈太太”的身份，走进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她几乎有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因为这里还挂着“××电力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原来，吴石初到台北时，不仅国防部机关还没有随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来，连军官宿舍也还没有准备好，这里是借给他一家人暂时栖身之所，现在他和夫人、孩子已经搬进大安区的新居，这处老房子尚未退还，便成了一个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的秘密联络点。

门外还下着淅沥沥的小雨。吴石请“陈太太”在会客间坐下，亲自为客人奉茶。朱枫将“刘老板”托带的短简郑重地交到他手里。

朱枫谈了万景光交代她的事情，吴石点点头，说这次因为住院联络仓促，临时安排这处旧宅，下回要请“陈太太”去新居做客，并同朱枫约定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一个星期后的周末，下午4点钟光景，朱枫看了看吴石给她的家庭住址—台北市青田街三巷六十八号，走进位于台北大安区的高尚住宅群落。吴石将朱枫请进书房。

吴石把自己准备好的几份情报文件交给朱枫，这次见面以后，每逢星期六下午4点钟，朱枫都到吴公馆去，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图表等密件取回。而后，按照预定方案，通过秘密渠道迅速传回大陆。

对吴石向我们党提供情报的重要性，李资生在《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文中也不能不承认：“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