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美国还不断削减军事研发经费，转作民用研发经费。如2009年美国军用研发经费占联邦政府的60%，随后调整为军用和民用研发经费各占50%，约76亿美元的军事研发经费被转移到了民用研究领域。

技术权限的“军转民”。通常而言，军事技术由政府或军方主导研发，它们拥有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有些技术也完全可以应用于民用领域。据统计，大约有80%的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相重合，如果向社会开放军事技术使用权限，由私营公司或民间研发机构完成技术的民用转化，将能释放巨大的国防“红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GPS。

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曾投入数十亿美元作为GPS的研发资金，任何一家私营企业都无法负担如此大手笔的支出。1996年，克林顿政府决定全面解除GPS卫星信号的选择可用性，从而让这一技术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鼓励社会创新及服务民众生活的功用。

三、“民参军”——前沿科技溢出国防“红利”

“民参军”，是利用民用尖端科技助推国防科技发展，以实现创新突破的重要举措。2015年9月，美国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两位研究员安德鲁·亨特和瑞恩·克罗蒂，联合发表了《保持技术领先：利用外部创新来维持美国国防部的技术优势》，认为当前全球科技创新扩散速度不断加快，而国防部原有的研发体制已不足以确保美国军事技术的领先地位，应更加注重对外部创新资源的引入与整合。

当前，军民技术之分已很难界定，有的民用技术只需少量经费就能达到军用性能，这就为“民参军”提供了条件。如在海湾战争期间，市场上的GPS仅售价1300美元，倘若按军用规范和标准定做，同样性能的产品价格高达34000美元，而且重量还要重得多。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民用技术更是大放异彩，如以科技动画著称的硅谷绘图公司，把伊拉克大城市、沙漠的地形，以立体绘图的方式模拟得栩栩如生，为美军直升机低空飞行、美国大兵城市巷战提供了清晰的地形图。

再如科技卫星芯片准确跟踪国防部4万个集装箱的运送，使得美军后勤补给真正做到了可视化，节省了资源。美国国防部2012年发布的《云计算战略》明确提出要将成熟的云计算技术应用于军队；2015年新版的《网络空间战略》，再次提出要借助非军方力量提升网路攻防能力，以实现最大限度的军民融合网络信息共享。

为了让“民间”创新“触角”更便捷地伸向军方，美国还注重创新枢纽机构的发展，有力地助推了“民参军”。如在2015年4月成立的美国国防创新实验单元（DIUx），就是美国国防部与国内诸多顶尖创新技术公司之间的一个连接枢纽。

与一般的创新投融资方式不同，DIUx负责将美国国防部的具体业务或技术需求，与创新企业主体进行精准对接，保证了军方与技术类公司或科研院所之间建立快速、灵活的合作机制。仅2016年第四季度，该机构就签订了总金额高达3600万美元的合同，这些合同包括无人机、无线通信、网络防御、沙盘模拟等。

毋庸讳言，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军民融合并不尽如人意，一些重大发明都表现为军事技术研发的副产品。然而，他们通过不断完善政策机制，破除制度藩篱和利益羁绊，逐渐改变了依靠国防科技溢出效应惠及经济发展的局面，主动将民用技术与军事技术融合起来，使二者相互借力，比翼双飞，既为国防建设提供了尖端技术，也为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