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犁”与“剑”就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凭仗，依靠犁得以生存，凭借剑方能自卫，但在许多情况下，“犁”与“剑”又是一对矛盾，“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历史上，能有效化解二者矛盾的国家，往往成为时代的翘楚，实现了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与苏联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军备竞赛，庞大的军事开支非但没有将其拖垮，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其霸权地位，成功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其中的奥秘之一，就是通过协同创新不断推进国防科技军民融合。

一、军民融合——从“战争牵引”到“军民兼顾”

回望历史，从二战时期的“战争牵引”到冷战阶段的“国防优先”，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以民带军”浪潮，直至今天的“军民兼顾”战略，美国探索推动国防科技军民融合的轨迹清晰可见。

由军及民。早在1941年，因为战争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科学研究发展局，旨在协调组织科技研发服务于战争需求，从那时起，美国科技界、国防部门和政府机构的联系日渐密切。在冷战时期，为了与苏联对抗，美国的国防科研主导着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国防科研经费占政府科研经费总额的比例高达53%-85%，许多重大科技成果都受益于国防部资助，并从军方“外溢”到民用领域，如航天飞机、半导体和计算机等与国防直接相关的研发投资，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溢出效应”。

以民带军。20世纪70年代，硅谷的崛起标志着民用技术与军事技术关系的逆转，以信息技术的崛起为契机，民用技术成为技术革新的先锋，不仅引起消费者市场的兴盛，而且迫使军事技术从民用技术中寻找创新的灵感。如计算机系统、通信、集成电路和先进材料等民用技术都超过了军事技术，不仅价格低廉，而且能较好地满足军事需求。因此，美国对国防工业结构和管理政策、国防采办法规和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20世纪90年代，美国颁布了《国防战略转轨》和《国防科学技术战略》，全面实施军民融合战略。

军民融合。冷战后，为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美国政府成立了“国防技术与工业基础委员会”，国防部设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等机构，进一步推动军用技术的社会转移。2000年，美国国会批准了《2000-2010年国防科学技术计划》，强调利用联邦政府和私立科研机构，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民用科研力量，通过军民融合大力推动国防科技创新。2011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可信网络空间：联邦网络安全研发战略规划》，协调军兵种、国防部和能源部等开展军民融合网络信息系统研发。

2015年10月，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国家创新战略》，指出未来科技创新的九大领域，从国家军民融合高度推动科技创新。特朗普政府也注重国防科技创新的军民融合。如按照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军事关键技术清单》，太空技术的95%具有军民两用性。特朗普的太空政策顾问罗伯特·沃克表示，新一届政府的太空政策不仅将关注技术的商业化，也将注重其军事应用价值。

二、“军转民”——逆向开发国防资源

冷战结束后，战争威胁逐渐远去，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国防支出明显下降。当国防资源内含的军事效益在美国的“战略棋盘”分量变轻之际，“军转民”，即国防资源向民用领域的逆向开发，不失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明智之举。

军用研究的“军转民”。美国各军兵种都建有自己的实验室，如罗姆空军实验室、空军阿诺德工程中心、海军研究实验室等；在国防部层面设有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这些研究机构虽然主要从事国防科技研发，但还具有以下特点：从制造军备向促进具有商用价值的民用技术转移，即美国政府改变冷战时期主要集中于军事领域的技术研究方向，开始更加直接地介入技术转移活动；将部分项目委托私人企业管理，以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速度，推动其商业化进程。

军用投资的“军转民”。美国国防部将大量军事研发经费投向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领域，其研发成果不仅有军事价值，也有民用价值。美国海陆空三军都曾与民营企业签订项目合作协议，进行专项技术研发合作，如DARPA近年来较为成功的合作案例包括：与德克公司合作研制智能自动化手臂，与BAE系统公司签订“认知电子战系统”和“深海导航定位系统”的项目合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