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换一个角度，就很好理解过年的功能了。

首先是一年中最好的食物，这和大部分农民冬天的日常食物的粗糙简陋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冬天不需要进行大强度劳动，所以冬天的食物摄入较夏季有明显减少，一天三顿也要改成两顿。但进入过年期间，食物就大不一样了。如果一年只能吃到一次肉，那一定是过年。而且过年的食物不浪费是不可能的。每家每户都要准备大量的食物。在西北农村，平时炒洋芋丝的时候，把切好的洋芋丝在下锅炒之前放在水里淘一下，盆底便攒下一点点淀粉。山里菜少，天天吃洋芋，一个冬天下来，光是淘洋芋丝攒下的淀粉就不少。腊月里，女人们商量一下，定下个时间地点，把各家的淀粉都拿到某一家，分工合作，得忙活大半天。还要准备大量馍馍，这些馍馍和平日吃的不太一样，要放清油、姜黄，这些是要拿去送礼的。

在我的老家甘肃省永昌县，每到过年，每家每户都会赶着牛车或者驴子，驮几麻袋馍馍去走亲戚，往往初三出门，到初九甚至更晚才能回到自己家。荷包蛋，猪肉，鸡肉，也只有过年才能吃到。在华北，情况也类似。比如上世纪30年代卜凯、潘鸿声等学者的调查显示，各地均存在生产工具老旧，产量低等问题。比如华北地区，按照计算，一个人一年所需粮食大约3石，而3石粮食需要大约3亩地来产出，《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中所写在1930，1936，1946三个时间节点上，保定清苑县人均耕地面积是3.71亩、3.64亩、3.33亩，其周边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过年也一定是要吃好的，比如冯玉祥将军就回忆，他们村一年吃一次肉就了不起了，一定是在过年时和娶媳妇时吃。正如孔迈隆所说：“大多数情况下，招待客人的精美食物与他们平时的伙食相差很远；就生计而言，庆典期间所消费的食物就可能具有非常显著的营养功能。”而精美的食物，往往是维系人际交往最好的礼物，结婚时的婚宴，葬礼上的豆腐饭，过年时的红烧肉，莫不如此。

其次，过年的节日安排中比重最大的就是走亲访友。在北方，初一不出门，初二回娘家，从初三到十五，都是用来走亲访友的。而走亲访友的原则是越多越好。如果过年时没有亲戚可走，是很丢面子的。东北管家里没有人脉的家庭叫做“死门子”，意思是不会做人，没有任何关系。同样的人家在河北叫死皮，山东叫死性。这样的家庭在村子里没有什么地位。这不仅意味着在公共事务中这一家没有发言权，在利益分配中受到歧视，在生活中也会遇到诸多不便。比如盖房子，盖房子大约需要一群人忙活一百天左右。在这期间，主人家要负责好吃好喝招待，这种招待是不惜工本的，有时甚至比雇人来干活花费还要高。但在中国传统的人际观念中，雇人来干活是不地道的，是会被瞧不起的，而且往往也雇不来多少人，因为活动空间有限。一个“死门子”的家庭需要盖房子时，会发现自己极端缺少人手。

再比如结婚时。结婚时的随礼和过年时给孩子的压岁钱一样，是根据一套亲疏远近的人际判断来决定数额的。如果一家人人际不好，那意味着婚礼可能压根办不起来，或者费用得自己全掏，而婚礼由于可以收到礼金，在很多人家不仅不会赔钱，还可以赚钱。比如阎云翔写道东北的情况，80年代，结婚大约花费450—500元，正常情况下会来80多人，每人随礼最少10元，就赚回来了。但有一家办了婚礼，只来了40来人，因为大家与他家关系不好，随礼3块7块都有，最后亏了一大笔。而在这样的场合，自己的亲戚朋友是否会出现，所依据的标准是“人情”。

人情到了，怎么都好说，人情不到，可能两家就会就此不再来往。而人情的重要事项之一，就是逢年过节是否走动了。在传统的人际关系中，人情是巨大的资源，欠了人情，往往不是还钱可以解决的，有时要义务地为对方做很多事情才可以解决。而做人情时做不到位，或者有所遗漏，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以为关系不错的朋友在女儿婚礼时没有出现，或者家里需要周转，而一向大方的某亲戚突然变了脸，等等。因为人际关系时刻处在变化中，可能一句话，随礼时金额不够等小事就改变了两人的关系，所以每年都需要盘点一遍自己的人脉，时间就是过年。

再次，过年的习俗非常仪式化，祭天祭地祭祖先，其本质上是放大了的人际关系网络。过年时的一系列习俗，如祭灶，守岁，放爆竹等，都与特定的语境相链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的作息是严格跟日出日落联系在一起的，晚间没有照明手段。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蜡烛仍然是最主流的照明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守岁自然有了狂欢，打破常规的意味，其本质就是一种新奇的打破规矩的刺激体验。爆竹也是如此，为什么要放炮？为什么要用声响去吓退所谓年兽？那是因为在村子里，黑了天，是寂静而少人烟的。为了显出这一天的特别，除了弄出点动静来，也实在没有办法可想。这是一种吸引注意力的游戏方式。

再比如祭灶，祭财神，祭祖先等，这些仪式都是为了在新的生产周期中可以收获好运、财富和福气，如果拿这种祭祀仪式来比人际交往也说得通，就相当于自己有几个强有力的朋友在这一天走访了一下嘛。事实上拿神、天地来比人，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拿人际关系的固定称谓来比公共事务也不是新鲜事，比如父母官，青天大老爷……这种祭祀仪式很体现了在传统社会中家国同构的特性。在最初，普通人家哪有资格祭祀，这种自己家的小打小闹叫做淫祀，是不合习惯法的。但后来搞得多了，也就传播开来了。其本质是什么？是对权威的模仿，是表达愿望的一种方式，恰好体现了传统人际关系中的依附与被依附的本质，即差序格局。

过年这件事跟传统的人际关系联系得如此紧密，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如今的过年，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年味一年不如一年了。

首先，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并不太久，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在此之前，从建国开始，自由市场越来越少，直到消失，到80年代才逐渐恢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人际关系的基础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从礼物馈赠的交往模式变成了商品经济下的来往模式。这两种模式有很大区别，商品作为人格化的产品，可以脱离它的生产者（所有者）通过第三者（商人）和市场流通渠道与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进行社会交往和交换。在这里，“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因此，商品所有者需要的是契约、制度提供交往者公认、并共同遵守的市场游戏规则。制度、规则高于人情、人际关系。除此之外，人际网络中判断亲疏远近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商品贸易和技术进步扩展了生活空间，如今，你可以跟一个从未谋面的网游打得火热，但跟自家的某位姑奶奶或者娘舅一句话也没说过，这放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这才是常理。

其次，时间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的生活要遵农时，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那是不得已的妥协。正因为此，过年才显得特别有意义，那是人在特定环境下，用自己的行为表达对自然的反动。但如今这层意味已经消失了，只要你不怕被开除，爱几点睡几点睡，谁管你。而且如今的情况是，大部分人都脱离了农户这一身份，农业生产周期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意义，记不记得住芒种前后该干什么有什么关系？

再次，传统的过年除了人际网络的年终大盘点这一功能外，另一个功能是好不容易等来的好吃的再分配，顺带还分新衣服和新玩意儿。因为生产力水平长时间没有提高。据诸多学者的调查，直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各地区所用的农具依然极其破旧，人拉的小犁比比皆是，小麦亩产不到两百斤，甚至一百五十斤也不新鲜。而建国后，工农业生产又受到几次运动的破坏，很长时间没有进步。在这样的情况下，每年过年吃的用的，能想到的花样不多，相对固定，才有了所谓“年俗”，比如要吃红烧肉，要蒸馍馍，要买红头绳……在如今这样一个被商品化了的世界里，有必要吗？不仅没必要，事实上无法维持这样的习俗，因为现代商品经济的丰富程度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想象的。

任何文化变迁都是相对滞后于社会变化的，当然并不是说以后就没有春节了。但社会已经变了，过年这一文化事象还没有根本改变，所以还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春运，过去是不会遇到这种问题的，但现在遇到了，因为人口的自由流动。再比如不断攀高的过年费用。比如1986年的一项调查表明，1980到1986年间村民收入增长了1.1倍，年节花费涨了10倍。再比如过年的时候，人们往往被迫跟自己并不熟悉的亲戚长辈聚在一起，被拷问，被责难，无时无刻不处在价值观不同无法沟通的煎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