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政治成因与两岸“半熟人”文化

到2000年时，国民党的形象已经和黑金政治脱不开干系。具体到基层乡村，有研究发现，“黑道出身的人士在经由选举成为地方民代或乡镇市长后，为回馈选举桩脚，常结合派系财团集体向县市政府或乡镇市政府施压，八大行业违法取缔，工程围标与开采特权，垃圾清运特权，校舍兴建与器材采购，道路桥梁与排水工程围标，公营行库超额贷款，主管调动与约聘人员任用……”都是回馈的方式手段。而因为有了政治保护，他们使用的手段往往多样，成功率很高，所以继续促销的愿望很强烈。

而之所以地方行政对黑金束手无策，甚至甘愿被其腐蚀，除了跟台湾各地区的区域文化网络有关之外，还与台湾乡镇机制缺陷有关。按照台湾地区的《地方制度法》，台湾乡镇市公所有权决定人员数量，但其依据的标准仅仅是人口，并没有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基层社会民众的公共需求偏好、行政区划面积以及地方发展的总体规划等因素，加上乡镇市长对手下的公务人员极少任免权，所以同在一个办公室，其身份、收入、乃至性别比例都各不相同。以桃源县为例，其公务人员的收入高低相差可达近五倍。

2010年桃园县各乡镇市约僱及临时人员人数总量与待遇

同时，台湾行政区划也不甚合理。各乡镇市人口分布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是台北县板桥市，人口总数达531899人；人口最少的是莆田县乌坵乡，仅为407人，其中常住人口仅为60人，两者相差1307倍。在台湾各县市内部，人口分布也不均衡，如在台北县，板桥市人口多达531899人，乌来乡人口却只有5337人，两者相差近100倍。同时，各乡镇市也显现出人口与地域面积不相协调的问题，如台北县板桥市人口多达531899人，面积仅为23.1607平方公里，而面积最大的花莲县秀林乡，为1641.8555平方公里，人口却只有15265人，两者地域面积相差264倍，而两者人口密度相差2468倍。两种因素相加，地区公务人员的积极性和政治操守可想而知。

另外，在台湾和在中国大陆的广东、福建等地一样，存在所谓半熟人社会的现象。所谓半熟人，就是外来的官员因为缺乏实际影响力，往往不得不借助当地有些声望或能力的“大社员”演戏给村民看，在私底下再通过正式非正式渠道给予“大社员”好处，以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如果一个村的村支书、村长和村民小组组长关系搞僵，这个村的行政动员能力几乎为零。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观察者网专栏作者贺雪峰教授，就曾写到过湖北一个村因为这种局面导致税收完全收不上来的情况。同时他也写到，现在的中国基层跟台湾的情况越来越像，换言之，有了黑金政治的土壤。

台湾地区各乡镇市人口总数区间分布

究其原因，在于华人社会的原子化问题。从秦律看起，那时的法律遵从法家论点，其核心是打破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组织连接。妻子告发丈夫不仅可以拿回自己的嫁妆，还可以得到丈夫财产的一半。而儿子告发老爸也很有赚头。所以有中国历来是大国家小社会的说法。中国没有西方发达的公共组织平台，血缘、地缘在中国语境中就非常重要。但在长时间的朝代更迭中，一旦基层动员能力不足，就会引发动乱。吴思《血酬定律》所谓官匪民的互动模型，就是在说这件事。

再举个例子，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的很明白，明朝税收九成在江南，但江南究竟有多少地，到明末也没弄清楚。人类学家和中国研究专家对建国之后的大陆基层组织研究达成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建国之后的基层动员能力是在加强的。清末中央政府的力量只能触及到县，但如今可以自由出入村级。其结果是史无前例的“原子化”，尤其是建国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宗族的清理。比较有趣的例子有《神堂记忆》所写“五反”时针对孔家家田的措施导致中华道统之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写道文革时河南道州的男村、女村、儿童村现象，其结果是自治基础阙如。这一点上，大陆比台湾彻底。

而现在改革的方向是加强基层自治，导致毛时代建立起来的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又在衰弱。笔者在碧山村田野调查时，对此感受颇深。碧山村学校被撤，信用社被撤，笔者连着去了村委会一周，只有周三下午临近下班，才看到一位办事员，整个村落的公共产品几乎没有。这也是为什么碧山村人希望本村也可以被旅游开发的原因，因为相隔十几公里的宏村旅游收入的一半归村民所有，宏村村民因此可以享受较好的医疗和退休金，而碧山村人的退休金只有55块钱一个月。村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迫切渴望资本。但资本家们却很谨慎，因为事实证明，村民们其实是极其喜欢花钱的，只要不花自己的钱。

综上所述，之所以台湾的村镇会集体陷入黑金政治中——根据一位台湾农运人士的估计，85%以上的村镇涉黑，是基层组织溃败，地方本土文化网络和新富联合，选举成本的恶性循环等多重因素造成的。

在中国大陆，也在出现同样的问题。关于中国村镇的黑化究竟有多严重，在笔者有限的视野内，尚没有成形的研究。但媒体报道和书籍也多有涉及了，各地的土地财政，村长联合村干部强卖村中土地，污染企业林立。在“原子化”的中国村镇，人际关系在变得更为复杂，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中列举了十三类村镇中存在的关系。但同时村镇同当代中国的很多叙词一样，变得越来越“轻薄”，因为村镇正在变成可以随意抛弃的东西。村落消失的速度是惊人的，在2003到2013年的十年间，消失的自然村不下百万。而村落中的有些问题（单身汉问题、养老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也几乎到了非迁徙无以解决的地步。比如河南某村，全村男女比例达164:100，如果哪一天这些村民摔了碗，“鳖孙，俺要砍人”，那剧情的走向就不知道了。

[注]

[1]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139。

[2]潘晋明，台湾中产阶级的成长及其特征，台湾研究，1990，2：15。

[3]陈雅琪，基层金融机构改革与台湾黑金政治的削弱──关于台中县的案例研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