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台湾中小资产阶级的人数增长很快，到1979年已从1968年的13.7万人增加到26万人，几乎增加了一倍，占当年就业人口的4%；1988年更增加到33万人，占就业人口的4.2%。1987年戒严解除之后，中产阶级的数量持续增长。这些人中，按照后来赵永茂对台湾地下经济的估计，大约三分之一与黑社会有关。

依照一位台湾人类学者的调查笔记，“地方黑道大致分为三类：上焉者是H这种以开赌场为生的‘正派黑道’，这一类的内部也有分级，像H据说是‘最高尚’的，他的收入从赌场、电玩、弹子店等等而来，但绝对不在自己村内开设这些场所，也拒绝别的黑道进入A村营业。中焉者则包括所谓‘做黄的’，就是经营色情行业，以及卖毒贩毒者。而民间公认为最下等的黑道，则是靠恐吓店家摊贩、收保护费为生。各类黑道之间经常相互制衡，H不但抵挡外来赌场，也守护着该村的市场与夜市，让第三类黑道无法进来收取保护费。”他们往往极端维护地方权益，比如这里提到的H，在抵制污染企业落户本地的环保运动中，他是出力最多的一位。

正因为这种情况，地方精英比政客在地方要有面子的多。他们因此有了充当桩脚（中介）的资质。一位民进党县议员的助理这么概括桩脚的作用：“候选人基本上得依赖桩脚赢得选举，假如你没有桩脚，一定不会当选。选民并不是喜欢特定候选人，而是给桩脚面子。”一位资深记者也说，“票通常不是投给特定的候选人，而是投给特定的桩脚。”

桩脚，除了行政基层组织中的现任或卸任的村里长，或乡镇农会的农会代表与乡镇代表外，还包括各类社团负责人、寺庙管理委员会主委或委员、中小企业主、各行业公会理事长、家长会长、宗亲会理事长，也包括了地方上的黑道兄弟。他们通过买票、流水席宴客等方式，确保候选人的票源，如果需要，也不排除暴力手段。对于普通本省民众来说，他们对从戒严时期延续下来的政治叙事并没有兴趣，他们更相信本地人的“人情”，实际上，他们就是管桩脚的流水宴和礼品叫“做人情”。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并没有强到足以撼动这套民间逻辑，有学者估计，到90年代，国民党号称的280万党员，其中的核心玩家（Core Player）不到170万，近三分之一的地方党支部处于闲置状态。从中可以看出合法性和认同基础在悄然发生变化。

台湾黑帮老大葬礼现场

有学者将台湾的选举比喻为政治市场。在台湾，选举更像是促销，候选人就是滞销商品，桩脚是街边发纸巾填问卷的杀马特，选民则是消费惯性极强的大爷大妈们。因为国民党的内部分裂，党外无党局面一去不复返。台湾在向两党制进发的途中，是否变得更民主不好说，选举促销力度更大是真的，因为产品多了嘛。据赵永茂统计，90年代中期，云林县竞选村（里）长需要花费50-100万元（新台币，下同，约合人民币10-20万元——观察者网注），乡镇（市）民意代表需要100-200万元，乡镇（市）长需要1000-2000万元，县议员需要3000-8000万，立法委员需要5000万到1亿2千万，县长需要1亿5000万。而台中市的“价格”一般比上述数字还要高出500-2000万不等。2001年的另外一份访谈数据显示，在当时的高雄县，乡镇长选举的花费约4000万至8000万不等，小乡镇（如旗山地区）约4000万，大乡镇（如凤山地区）则起码要8000万，甚至更多。平均一次乡镇长选举要花5000万以上。

这样的投入必然涉及复杂的资金运作，而为了保证促销广告的1+reach（指实际收看广告人数占目标人数的比例，1+表示至少收看一次——观察者网注）和uc转化率（指收看广告后转为真实客户的比例——观察者网注），有时不得不把大爷大妈们按在屏幕上。有时客户太烦太面，代理机构就自己上了。1996年，台湾当时的“法务部长”廖正豪指出，全台858名县市议员中，286人具有黑道背景。全台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民代不是帮派份子就是有过犯罪记录者。许多人的估计远比这要高，有学者认为，这一比例超过一半。

这是某种妥协。党派第一要务是保证候选人当选，至于背景倒在其次。黑道担心自己的钱花出去打了水漂，也担心政客们上台了不能兑现承诺，最后溅自己的阿玛尼西装一身血。同时黑道们发现，一个对敌方做出贡献的企业家，不论黑白，总比空口白话的政客们要受欢迎。因此很多黑道人士集多重身份于一身。嘉义县九成县议员牵涉黑道。云林县，“天气一热，脱掉上衣，各民意机关一片‘花衣服’，有龙有凤，有玫瑰和忍字”。

台湾县市黑金排行榜1995-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