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了解，河北、四川多个县市都出现了不加区分的将所有武汉返乡人员集中隔离的情况，但事实上这些武汉返乡人员身体并未出现问题，完全可以居家隔离，对他们集中隔离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支出不说，更重要的是，有些地方政府不能提供集中隔离条件也要强制隔离，消毒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交叉感染，不仅不安全，反而增加了风险性。

这种做法与其说是“硬核”，不如说是懒政和乱作为。除了疫情处置流程的科学性，更值得一提的是，本地对占绝大多数的居家隔离武汉返乡人群的相关措施，相关安排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关怀。以自身经历为例，返乡后，因为从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很多对武汉返乡群体不友好的资讯，身边也有同学返乡后信息泄漏被陌生人骚扰，笔者一度纠结是否应该将情况上报。

但在情况进行上报后，并没有出现被歧视和被打扰的情况。这一方面得益于工作人员明确的责任划分——本县实行的是四包一责任制度，但四个负责人之间的协调度较高，不用重复汇报，极大减轻了隔离人员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政府的工作态度取向。工作人员在对待返乡隔离人员时采用的是关心的方式，而非问询，如每天社区医生打电话时说的都是“今天量体温了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而不是强硬的要数据。

再比如说，作为返乡人员，虽然楼下也被贴了红纸，但“此户有武汉返乡人员，需在家静养，请勿打扰，谢谢配合”的内容与其他地区“此处有武汉返乡人员，请大家远离监督”的效果有天壤之别。

河北故城县，县医院门口处，醒目位置标注有发热门诊位置及路线。（@新京报）

前者在达到隔离效果的同时也对其他人员的社会行动进行了潜在规制——“不要打扰”，既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对返乡者的尊重。后者则无形中将返乡者放在了人们的对立面上，并赋予了普通监督者的身份。而且，在舆论的引导下，“恐鄂排鄂”的情绪被充分释放，这种所谓监督权很容易被外溢成“执法权”，普通民众打着监督的旗号，做出暴徒的行径——如封锁返乡人群的大门、对返乡者进行电话骚扰辱骂等。看到这些情况倍感心寒的同时也禁不住要多问一句，这种“正当性”是谁赋予的呢？

二、反思：基层治理如何开展？

在笔者看来，随着大量返乡人群的流入，围绕这次新型冠状病毒防疫的中心工作如何开展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如何处理社会心理问题；第二是，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证防疫的有效性问题。

社会心理问题主要指的是人民对疫情的心态问题，其心态问题对防疫开展具有重要作用。面对疫情最好的社会心态即为畏惧但不恐惧。换言之，民众既要对疫情的严重性有所认识，小心谨慎的按照政府规范做事，尽量不外出，最大程度的配合政府行动保证疫情不扩散，又要保持乐观的态度，不被大量的信息冲垮心理防线最终产生道德失序。

要让群众面对疫情时“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基层政府发挥着引导舆论的关键作用。此番工作开展的核心在于，在整体上严抓，在细节上缓冲。一方面，县域范围的居民自主防范意识较弱，对疫情难以达到清晰的认知，且在春节的特殊阶段，疫情极易发生扩散，所以整体上要重视疫情的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因为各家庭情况不同，对信息的接收能力也不同，所以也要进行一定的灵活处理。

北京延庆，儒林街道儒林苑社区工作人员（右）对进入社区的人员进行检测登记（@新华社）

方法上可由各社区工作人员作为主体，在其进行信息登记及回访时对情况自主把握，当居民不够重视时对进行再劝导，当居民产生恐慌情绪时进行舒解。由是，通过工作人员对居民心态进行的引导，给防疫留有一定的缓冲空间，最终实现居民心态的稳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也可消除普通群众的“恐鄂排鄂”情绪，对完成对潜在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控制。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证防疫的有效性问题则涉及资源分配问题。在笔者看来，除了进行医疗后勤保障及社会治安卡点投入外，其关键在于要建立分级诊疗系统。身体状况良好的人群进行居家隔离，无需政府出资进行集中观察，既安全又减轻了财政负担。

身体出现问题时则针对不同的情况从社区医院向定点中心医院进行筛查，在过程中使普通病人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及疑似病人被准确界定出来，并客观上实现患者分流。分流后，因就诊数量大幅减少，可将资源向后两者倾斜。这样既可以保证留观群体的隔离条件，避免交叉感染，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又可以降低不必要的财政支出，最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效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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