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锡南正在德国，是“伊拉斯摩”项目的交换生。来自伊兹密尔的他继承了土耳其西部城市传统的开放和现代，是共和人民党的拥趸。他的主页里都是各种“趴体”和花天酒地的照片，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写作爱好者。

在反华爆发的时候，我们在Facebook上聊天，他告诉我这一切的幕后黑手都是政府，他们就是要煽动国内的矛盾，进一步挤压像他们这样世俗化程度高的人的生存空间，维持自己的统治。他还说甚至有人在Facebook私信他，威胁说只要敢回土耳其就弄死他，等等。当时，我问他：“你还不害怕？”他也很矛盾，也不是完全不害怕，应该是担心。他的心态其实很符合世俗化程度较高的“精英阶层”，他们目前占土耳其30%左右的人口，一般住在伊斯坦布尔几个特定的区，大体上都在海边，教育程度普遍很高，对宗教没什么热情。

有一天，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贝西克塔斯海边喝茶，马利克问我什么时候回国，我说大概冬天吧。他说你把我也带走吧，我受不了这个国家了。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我多多少少可以感觉到这个阶层的土耳其青年普遍的无助和失望。他们无法像父辈那样执掌政权，处处受挤压，失去了“虔诚”这个政治正确后，可谓寸步难行。

马利克也是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系毕业生，目前正在找工作，但进展不利。他说2015年土耳其全国招收的教师中，历史老师为1000人，与此相对全国2015年招收的伊玛目则达到了9000人，是历史老师的9倍！

朋友们都戏谑说清真寺越多越好，伊玛目越多我们的问题就越少。在马尔马拉大学神学系读博士的一位同行告诉我，清真寺应该继续修，修到宣礼塔一个挨着一个，满大街都是宣礼塔的时候，我们就太平盛世了。我们哈哈大笑，远处“刹穆勒家”山顶上土耳其在建最大的清真寺工地正热火朝天。

朋友说，马尔马拉大学神学系的助教和研究员都没有自己的办公桌，像他就只能天天去别的图书馆看书做研究，但是就在用地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系里修了一座极大的清真寺，只为了周五的聚礼，因为平时没什么人去做礼拜。他说自己都有七八个月没做聚礼了，礼拜更是早就不去做了。另一个朋友苏莱曼插嘴说，聚礼还是要去的，因为那是“公民义务”，我们接着哈哈大笑。

土耳其现总统曾说自己是“黑色土耳其人”，意思就是宗教上保守，主要和世俗化的“白色土耳其人”相对，黑色土耳其人爱吃洋葱味重的煎饼，他们鄙视星巴克咖啡，听最本土的音乐。近几年大有黑色土耳其人越来越大行其道的态势，把粗鄙当质朴，把没文化当豪放，这股流行风几乎是对几十年来现代化努力的“降维打击”。不管是锡南，还是马利克，还是奥斯曼，在他们身上我可以感觉到土耳其这部分青年对未来的迷茫，对自己身份认知的混乱，不知前路是对他们最好的总结。

伊斯坦布尔爆炸现场

我的室友自己经营着一个服装店，最近生意不太好做，土耳其经济开始恶化，几乎影响到了所有人。我室友曾经在第二次选举之前特别焦虑，有一天晚上和他聊天，我问他如果选举情况不好，国家陷入分裂，你怎么办？你会不会去打仗？保卫自己的国家。他说不知道，其实我知道他不想去。他天天告诉我，他们需要更加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但自己也说不出民主和自由代表着什么，也不懂作为公民应该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力就不能惧怕战争。

很多土耳其年轻人都是这样，他们被各种概念吸引，却说不出所以然，你只要追问几句，他们就会对你挥袖表示不耐烦。那个马尔马拉大学的同行曾抱怨自己的民族没什么传统，说他们所有的传统都是从别的民族那里借来的。我说也许因为你们祖上是游牧民族的关系，自己没能创造出稳定的传统，他说我们现在还是在游牧，精神游牧。我觉得这个说法特别精妙。很多土耳其青年的确处于“精神游牧”的状态，他们追逐着各种思潮，一刻也不停歇，在各种转场中慢慢就把自己丢了。

伊斯坦布尔是个非常有故事的城市，白天和黑夜完全是两座城，我管它叫“伊斯坦布尔幻觉”。穿越昼夜和不同的街区，你会有穿越麦加和纽约，非洲和欧洲的幻觉。伊斯坦布尔人还特别浪漫，大街上有很多好看的涂鸦和有趣的街头诗歌，土耳其人爱写诗，爱读诗，诗意足够就是缺一些概念思考能力。

土耳其社会中的青年人也是现在穆斯林青年的一个缩影，精神危机，不知前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根本无力做出选择，于是就随波逐流。我想土耳其的领导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也努力地为自己的百姓创造“希望”，比如“2023目标”，“百年复兴梦”，但梦终究要醒。醒来后是像贾瑞一样“一摸，下体一片冰凉”还是可以充满希望地迎接朝阳，在色拉绪马霍斯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这个有“权力就是正义”传统的地方，似乎进行柏拉图式的思考显得脆弱了一些，这是一个具有顽固诗歌传统的地方，自古信奉僭主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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