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50年是英国科学领域职业的“专家及专业化时期”（specialist-professional period），这一时期建立了为数众多的重要科学和工程类学会，如陶瓷学会（1900年）、制冷学会（1900年）、英国标准学会（1901年）、法拉第学会（1900年）、英国铸造工学会（1904年）、汽车工程师学会（1906年）、金属学会（1908年）、结构工程师学会（1908年）、机车工程师学会（1911年）、石油学会（1913年）、英国飞机制造商学会（1916年）、采石学会（1917年）、物理学会（1918年）、运输学会（1919年）、汽车工业学会（1920年）、生产工程师学会（1921年）、橡胶工业学会（1921年）、化学工程师学会（1922年）、焊接学会（1923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学会（1925年）、纺织学会（1925年）、燃料学会（1927年）、英国鞋靴学会（1927年）、公路工程师学会（1930年）、住房学会（1931年）、塑料学会（1931年）、生物学会（1950年）等。这些专业学会的成立为英国科技人才的发展和职业分类的健全打下了坚实基础。

英国皇家学会是国家科技精英人才的社会组织，是英国自然科学的源泉，谁一旦被选为会员可视为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历史数据表明，随着时间推移，皇家学会会员的身份朝着专业化增强和专业性更为理性化的方向迈进，从而逐步改变了其组成结构。英国皇家学会的专业科学家大致分为应用和学术两类，从1881年到1914年，学术型科学家的百分比增长是应用科学家的好几倍，而从1914年到1953年，应用科学家数量增幅较大，但数量上仍远低于学术型科学家。这两类科学家数量的消长情况，非常具有启发性。原因是这一时期建立了几所新大学和学院，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援助增加、学生人数的增加以及新学校的建立增加了学术科学家的人数。这一阶段也被称为“教育革命时期”（the period of 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教育学比应用科学得到的重视多得多。20世纪初的英国，在550名化学专业毕业的研究生中，有70％至75％的人从事教学工作。之后这一比例稳步下降，尤其是在1918年之后，越来越多研究生毕业的科学工作者进入了教学之外的各个行业，向企业家们证明了他们的价值。

20世纪以来，英国产生了一大批专业的应用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系统地运用科学方法和技术进步来满足社会需求，增强对自然环境的掌控，以及设计全新的工艺、材料和工具供社会使用。“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科学活动出现时间不长，最多只有60年的历史。从事这些活动的人的数量在19世纪初只有几百人，而在20世纪初则达到了几千人，而今的人数已达到空前的规模。他们创造了一系列全新的技术，并改造和振兴了旧的技术。”英国各行业人才发展都展现出蓬勃的景象。从表1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某些职业人数的统计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部分科技人才新的发展态势。

图片表1  1841年、1881年、1911年17种职业从业人数

再来看看职业领域性别的差异。女性在科技发展史上是充满着屈辱的。如，成立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在它存在的前660年历史上没有任何女性被录取。即使她们被录取了，女性的地位仍然不能和男子的地位等同，如不能成为本科生和获得学位。允许进入剑桥学习的女性人数被限制，以确保90%的学生都是男性。女性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和职业发展的权利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1881年的人口普查记录中有25名女医生，1911年增至477名。

这表明女性职员的比例增长很大，但绝对人数很少，例如，女性职员从1881年的5989人增加到1911年的11.7万人。英国政治学家、教育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1858—1932年）提及，1875年的公平委员会发现邮政局雇用少数妇女做低级别工作。“自那时起，女打字员和少数待遇较好的女性，曾因为这位或那位议会领袖或常任长官一时高兴而被接纳进其他政府机关，但是并没有做系统的努力利用每年毕业于新老大学、修养高、耐心好的女性的才智来丰富国家的智力。”

再例如，英国皇家学会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禁止女性的加入，理由包括女性不是“法人”这一论点。直到1945年才有了第一批女性被批准加入该学会，包括两位杰出女性科学家，凯瑟琳·朗斯代尔（Kathleen Lonsdale，1903-1971年）是一位晶体学家，玛乔丽·史蒂芬森（Marjory Stephenson）是一位微生物学家。女性从来没有像男子那样从事过独立的职业，但20世纪起女性在职场上力量的不断壮大使人们逐渐改变旧思维，但当时离普遍接受男女在职场上平等的观念还相去甚远。

从1919年到1950年，英国研究纯科学的全日制女大学生的比例从大约15%增加到17％（学习技术的比例一直难以超过可以忽略不计的1％）。从人数上看，从1720人增加到3256人，但很少有女性进入研究职业领域。在工业研究中，女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从事测试或分析工作，主要是进行常规实验，但大多数女性无法超越这些初级职位。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毕业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企业也没有表现出寻求女性作为新生力量来解决问题的倾向。

三、科技与教育法案中的人才政策调整

在英国的人才体制中，政府、高校、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作为科技人才政策的主导，与高校、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在人才制度的建设中保持着密切合作。政府科技人才政策体现在对人才的投资、培养、使用等各个方面。政府积极支持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在人才领域的投资和工作，政府的各项人才政策的落地依靠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各自职责范围之内完成。20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科技人才政策更多地体现在其科技和教育的相关政策之中。

“一战”中英国损失惨重，暴露了政府长期忽视科学技术发展的主导作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引致英国科学界和教育界乃至于全社会的严厉批评。英国政府开始重视国家所负的科技发展责任。1916年英国设立了科学和工业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简称DSIR），负责控制国家物理实验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等主要民用政府研究机构，这开启了科学发展为国家目标服务的新阶段。这是世界上最早致力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的政府部门，为英国科研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科学和工业研究部具有不寻常的宪法地位，它被设在枢密院（Privy Council）一个委员会之下，由内阁大臣、理事会主席主持。该委员会很少开会，主席之下并未安排负责该工作的人员。这样的职能设置为科学和工业研究部的存在既提供了宪法基础，使其可以接收公共资金，也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任何部长级人物的直接控制，可以将科学事务很大程度上留给科学家自己。科学和工业研究部一项重要的新举措是为行业协会提供财政支持，行业协会是一个特定行业内的企业可以自由加入的合作研究组织。

20世纪初，英国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加剧，英国对技术和管理教育缺乏公共财政支持的传统，无助于提高工程师的数量或增强专业培训，英国的工程师稀缺。20世纪上半叶，工业教育计划在某些国家是根据需要而制定的，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完全没有。技术的进步并没有产生超过工业增加就业所得的正常收益。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学徒制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情况在英国比较常见。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的合作更加非正式，也不那么普遍，得到的公共或私人财政支持也少得多。英国没有在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与工业之间建立正式的联系，而这在现代工业研究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19世纪中后叶建立的文官制度加强了英国重文轻理的传统。英国政府高等公务员中，很多来自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人文学科。高等公务员在教育和出身方面都是从一个非常狭窄的社会阶层中挑选出来的，这些人员几乎无一例外都缺乏科学、机械、技术或商业的培训或经验。政府文官的高薪与教师、科技人员的低薪形成对比，使英国社会意识的发展落后于时代。

英国理工强校--帝国理工学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根据《1899年教育委员会法案》（Board of Education Act 1899），教育部（Education Department）、科学和艺术部（Science and Art Department）被教育委员会（Board of Education）取代。该法案规定，枢密院教育委员会可以下令将慈善专员或与教育有关的农业委员会（Board of Agriculture）的任何权力移交给教育委员会。1899年的法案还规定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Consultative Committee），向教育委员会提供咨询，并编制教师登记册。《1902年教育法》（1902 Education Act）用地方教育局（Local Education Authorities）体系取代了2568个学校董事会和14238个学校管理机构。它还规定了教育委员会在中学教育方面的权力。

此外，拨款援助制度也进行了彻底的重组，地方教育局必须提交所在地区的教育计划，上报教育委员会批准。1902年、1918年和1921年的《教育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教育委员会的职责。某些次要的职能被转移到其他地方。1902年，有组织的科学学校成为教育委员会的A级（Division A）学校。政府奖学金范围迅速扩大，覆盖基础教育和中学教育。奖学金名额的增长速度非常快，1900年为5500个，1906年23500个，1912年52583个。20世纪30年代初的金融危机导致中央政府对中等教育的支持大幅度减少。在高等教育方面，英国政府从1889年开始向大学提供经费，1906年成立拨款顾问委员会，在此基础上1919年成立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简称UGC），此后该委员会长期主管分配国家对大学的资助款项。它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对大学资助的系统化和规模化。

“二战”前英国政府对大学管理并无过多干预，1919年成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一直作为英国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执行者和大学需求的传声筒，这一状况延续到1946年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职责发生改变之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面对世界经济竞争的加剧，英国议会在国内多年的舆论宣传和动员之下，开启了对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研究承担全部财政责任的新时期。随着大学社会功能的增强和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大，英国政府逐渐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和资助。大学拨款委员会为大学持续提供教育资助，包括用于维持其研究活动的费用，例如新设备的成本和研究人员薪水等。“二战”前，政府只是单纯地向大学提供经费资助，由大学拨款委员会负责拨发，没有任何附带要求。战后，大学拨款委员会增强了干预大学发展的权力。

但英国大学对科技发展形势的反应迟滞，理工科的社会地位仍然偏低，对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依然不够重视。《1944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 1944）从法律上明确了技术教育的地位。在对该法的实施过程中，英国政府不断根据时代的需求和教育发展的状况等对其进行修正。20世纪下半叶该法依然在英国教育体系中有重要影响。

1945年高等技术教育委员会报告《高等技术教育：1944年4月任命的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又称《珀西报告》（Percy Report），指出缺少具有管理、组织能力的应用型专家和人才是当前英国工业的最大缺陷，认为教育的不力是造成英国工业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报告提出了较全面的技术教育发展框架。

1945年12月成立的以巴罗勋爵（Sir Alan Barlow）为主席的“科学人力委员会”（Committee on Scientific Manpower）着重研究战后十年内英国使用和开发科学人力资源的对策。1946年出台的《科学人力：理事会主席任命的委员会的报告》（Scientific Man-Power: Report of a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又称《巴罗报告》（Barlow Report），是战后英国关于大学扩招与科技教育的第一份重要报告，认为工业的增长要求更多受过高级训练的科学和技术人力，并提出有组织地进行科学技术的训练以培养科学家的建议。20世纪上半叶，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一定程度上迈进了新阶段。

四、余论

20世纪初，英国科技和教育政策的实施未能阻止帝国的进一步衰落，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政府未能发挥好主导国家科技和教育政策的作用，政府与科技界并没有实现真正的结合，科技教育也没能满足英国社会发展对科学技术人才的需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受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经济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国家在财政赤字高筑和国际军备竞争的背景下，无法保证对科技和教育经费的高投入，时常出现经费消减的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科技的力量进一步彰显，决策者对国家与科技关系的认识进入新阶段。战后英国政府才更加重视科研的投入，进一步完善科技发展的应用和管理系统，改进高等教育培养体系，并开始重视人才的流动问题，加强各方面立法。英国的科技人才政策的真正形成与成熟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时期。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进程、引领科学技术发展、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影响非常大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有着对全世界殖民和全球很多区域进行管理的经验。英国自古就有贵族和世袭人才培养的传统。在英国工业化的早期，能工巧匠和技术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手工业者的家族世袭和后来成立的行业协会来进行。同时，继承了教会制度下经典学院如牛津、剑桥老校秉承学术独立和自由的传统，先后孕育了至今无数青史留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作为一个几千万人口的国家，英国先后产生了一百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引领了一个多世纪的全球发展。但英国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长期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长期脱节，许多科技成果在英国本土无法优先被应用，导致英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实力落后于他国。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