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孝也好, 愚忠也罢, 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在传统历史条件下, 个人的生产生活必须依靠家族。传统农业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体是土地,而土地属于家庭, 由家长掌握支配, 而非具体的家庭成员;家庭是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 家长负责全家的生产、生活。从生产经营模式上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简单生产的不断重复, 生产知识靠的是经验积累, 要获得生产知识首先是向家长学习, 这就自然地形成对家长的依赖, 以家长为核心。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 经营分散,既难以抵抗天灾, 也难以抵抗人祸, 无论是人为的社会震荡, 还是自然灾害, 都会导致小农经济的破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要有效地维持小农经济的稳定, 保证家庭成员的基本生存, 就要依靠宗族的力量把众多的小家庭组成一个共同体, 宗族血缘关系是组织、维系这种共同体的天然纽带, 只有宗族群体的稳定才有普通家庭的正常延续。这就导致了个人依靠家庭、家庭依靠宗族的社会结构。孝道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家庭内部关系的尊卑有序而建立的, 并进而维护着宗族体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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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私有制的时代, 不仅普通农民随时有被兼并的危险, 就是中小地主也经常面临着被兼并的可能。加之中国财产继承方式是诸子均分, 即使是一个大地主, 一旦分家, 财产分散,被兼并破产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更何况普通农民! 而以家族的力量就能把被兼并的风险有效降低。

就个人与国家关系来说, 在君主专制的时代, 个人政治命运决定于官府和君主, 要保证财产的增加, 最佳途径就是当官。这就要对官府、对君主尽忠, 越是无条件尽忠,当官入仕、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就越大。因而忠、孝合一并走向极端, 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明白了传统孝道的发展及其历史基础以后, 我们对孝道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就好把握了。自从“五四”运动之后, 孝道基本上处于被批判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 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土意识复苏,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在面临着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养老问题、空巢现象等社会问题, 而传统伦理观念缺失的时候, 人们开始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帮助, 对孝伦理格外地重视, 主张发扬孝文化(包括分析式的继承), 把孝文化当作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各类媒体、社会组织, 都从不同方面、站在不同角度, 以不同方式大力宣传孝道。主张恢复传统、实行家庭养老的学者更是不乏其人。然而, 在简单了解中国传统孝道的发生和演变的历史以后,就不难发现, 提倡孝道, 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固然有实践意义, 但是这个意义是有限的。

资料图

以现实社会结构而论, 传统孝道的经济、政治基础早已消解。正处在迅速工业化阶段的现在, 家庭早已脱离了家族而发展, 个人也不再依附于家庭而生存。尽管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承担着教育、抚养的义务和责任, 但是国家、社会同样承担着对青少年教育培养的责任。同时国家还承担着保证就业, 从而保证个人经济独立、政治平等的责任。就个人而言, 在法律的范围内, 发挥个人聪明才智、实现自我价值、创造自己的未来, 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旋律, 新型的平等的亲子关系已经成为时代主流, 子女回报父母的思想观念自然弱化。显然, 传统孝道与社会现实的冲突是剧烈的, 不加选择、不加分析的宣传传统孝道, 不仅无法实现, 而且会成为嘲弄的对象。即使那些中小学生在学校里可以按照要求将《孝经》、《弟子规》等倒背如流, 当他们走向社会以后, 根本无法付诸实践。既然无法付诸实践, 说的和做的无法一致, 则只能对青少年的人格造成不良影响。如果把传统孝道付诸实践, 对社会发展也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因为传统孝道的最大的行为特点是墨守成规、遵循祖制、唯上是从、排斥个人权利。果真如此, 社会还有发展前途吗?

以现实养老为例, 这是现代人们提倡孝道的最为充足的理由。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当然要发扬光大。但是, 尊老和“养老”是有重大区别的, 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更不能把家庭养老作为弘扬孝道的唯一标准。因为在现代社会, 无论职业如何不同、能力有多大差别, 每个公民都以其各自的方式为社会发展做贡献。所以, 养老是国家义务, 是政府责任,绝不能简单地把养老责任推向家庭, 那样是对公民的变相盘剥。因此之故, 我们在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建设当代精神文明的时候, 只有历史地看问题, 科学地分析传统孝道的历史基础, 把思想意识、伦理价值和社会发展统一考察, 科学分析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内在逻辑, 立足现代公民社会的客观性和可能性, 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本文原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转载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