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黑人法令》使得黑奴贸易在法国合法化，到1848年彻底废除奴隶制为止，法国人在西非的“奴隶海岸”和东非沿海地区向当地统治者购买了大量奴隶，并将其向法属殖民地种植园贩卖。这些奴隶大部分被加勒比的法属圣多明克（今海地）和印度洋的法国殖民地留尼汪岛接收。

以圣多明克为例，1687年法国获得该地时，当地仅有3000余名黑人奴隶，白人则有4000多人。而在1791年爆发奴隶大起义前夕，该地已经拥有46万5千名黑人奴隶，数量是当地白人的15倍以上。

在东非，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几十年里，法国贩奴者每年也要从葡属莫桑比克等地购买5000名以上的奴隶。在复辟王朝屡次禁止奴隶贸易之后，在东非的法国奴隶走私商依然持续活动到了19世纪40年代末期。

法属圣多明克（海地）奴隶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杜桑·卢维杜尔

由此可见，虽然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法国只是充当着奴隶“购买者”、“使用者”而非“捕获者”的角色，但这样的需求所引发的猎奴和贩奴的高潮对非洲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也永久性地改变了法属西印度地区的民族结构。

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如果没有法国等国殖民地种植园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和由此带来的贩奴的高额利润，虽然非洲内部的奴隶贸易依然存在，但与之相关的受害者必然不会如此之多。

说回现代，就像当年的殖民地庄园主并没有参与到非洲本地的奴隶买卖中一样。现代利比亚的贩奴者中的确没有法国人，本文也无意证明现代的法国依然有人在购买非洲人作为奴隶。但是，如果利比亚的政权和基本秩序没有被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干涉所摧毁，目前被西方视为极大困扰的难民问题也许并不会发展到如此地步，由此引发的“现代奴隶贸易”也远不会如此猖獗。

从这一角度来看，法国官方的行为确实对这一恶劣现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非只是“有些欧洲人从中获利”这样简单。

而进一步来说，非洲大学生们之所以会在马克龙的“亲善之旅”中提出诸多尖锐的问题，包括这个要求法国为利比亚奴隶贸易负责的问题在内，无论其提问水平如何，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希望对于法国过去在非洲的掠夺与奴役，今日在非洲的干涉与监控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也许，对于马克龙总统来说，在历史上贩奴与殖民带来的沉重历史包袱，以及当今因为驻军行为不检点和对非洲国家内政的肆意干涉所造成的，非洲人民对法国普遍的不信任气氛之中，承担起法国应当负起的责任，思考一下如何改变这样互不信任的恶性循环，比用激烈而正确但重点模糊的言辞回击一个大学生的提问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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