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ć）笔下的人物阿里霍扎觉得伊斯兰价值因为西方文明的入侵而日趋崩溃，所以决定与代表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德里纳河大桥”同归于尽（参见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阿里霍扎的悲剧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伊斯兰知识分子精神幻灭的普遍写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阿拉伯民族主义全面兴起，其旨在复兴阿拉伯民族文化、争取阿拉伯民族解放，反对西方世界的殖民压迫。

此时领导阿拉伯民族运动的政治精英大多是接受西化教育和西方理念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伊斯兰”为口号进行群众动员，借此获得革命的正当性，但是在革命成功后，他们所建立的却是深受西方模式影响的世俗政权（John L. Esposito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政权普遍面临官僚系统腐败、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失业率激增、治安环境恶化等严重的社会危机。

与之同时，标榜“回归宗教”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开始蓬勃发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西方文明导致阿拉伯世界的腐朽和堕落，其与伊斯兰教义不可兼容，所以阿拉伯各国获得重生的方法唯有重新回归伊斯兰固有的价值和信念，并且彻底摒除西方世界对伊斯兰世界的一切影响。1979年在伊朗建立的霍梅尼政权、 1989在苏丹建立的巴希尔政权和1996年在阿富汗建立的塔利班政权便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路线忠诚的实践者。2010年，中东各国爆发要求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即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其反抗的对象大多是阿拉伯世俗政权，比如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

在阿拉伯世俗化政权裂解和政治权力出现真空之际，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趁势做大，占领了中东地区大片土地，成为当下拥有数万武装力量的政治实体。伊斯兰国主张阿拉伯世俗政权是西方世界殖民化的产物，而自身统治的正当性来自对伊斯兰教“虔诚”的信仰和对异教徒（西方世界）无情的打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伊斯兰国对世界进行了“非黑即百”的划分，并且要迫不及待地消灭所谓的“灰色区域”。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现状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伊斯兰文明曾经是开放的、包容的。二十世纪先后建立的阿拉伯世俗政权曾经一度试图引入西方的制度和文化，但是没有办法解决腐败、贫困、失业等严重的社会危机。对此，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是阿拉伯世俗政权一切社会危机的根源，所以必须彻底拒绝西方世界。正因为如此，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国才会发展出所谓的“灰色区域”理论，并且先后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发动如此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这一恐怖袭击将加速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加深欧洲社会对穆斯林的歧视，并且伴随着欧洲深层次经济危机的加剧，欧洲本土居民与穆斯林居民的矛盾也会进一步恶化。未来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伊斯兰世界更加敌视西方世界，西方世界更加排斥伊斯兰世界”。

当然，欧洲可能会联合美国，透过武力消灭伊斯兰国。然而如果欧洲不能深刻认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并且有效地克服自身的经济危机和遏制不断崛起的民粹主义势力，那么欧洲或许会赢得战争，却必将失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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