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不够用”，是指在政治论述上的不足，而托名黄帝，则是在与祖述尧舜的儒家别苗头，诉求道家比儒家更新颖，又更有悠久历史。因为“黄帝”是战国时尚，所以新颖，是尧舜之前，所以历史更长。再者，其“与时迁移”的高度适应性，则展现在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大都“学本黄老”。

简言之，在道家内部，黄学是老学的延伸或说“新创”，黄老成了宇宙论与政治伦理相契合的理论，使得其政治论述更细腻完整，更有可能取得政治上的指导地位，并终于在汉初取得了皇室的青睐。之后董仲舒所建立的新儒学，其实是复制了黄老学的成功模式。

黄老学在政治面重“无为”，也重“法”，也就是刑治，但与法家比起来相对温和，又因其讲究君权至上，故而能取得汉政权的采纳。黄学著作虽然大都佚失，所幸在马王堆里发现了珍贵的“黄帝四经”(十六经、经法、道原、称)，让今人得见何谓黄学思想。限于篇幅，在此仅列一条说明之。

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正。 (《经法·君正篇》)

见此具体的治理步骤，就能恍悟汉政权为什么用黄老。第一年要让人民自由发挥，别管太多。第二年要以德教民，政策要宽容，人民就会努力生产。第三年政府少赋税，人民就能收获他们此前努力开发的结果，累积财富。第四年政府就要以法令引导人民进入国家所希冀的秩序。第五年就要严格执行法治，让人民知道犯法的严重后果。第六年人民就会因畏惧刑罚而井然有序。第七年政府就能得到忠诚守序，容易驱使的人民，国家就会富强，即可对外征伐扩张领土。

这就是黄老的治国要诀，从宽到严，循序渐进地培养有用而忠贞的国民。换言之，政府要做的，即务求减少对政权有害的国民，方法就是从“不治”到“德治“再进入”刑治“，如此也能明了汉政权重刑法的来由。直到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若干年，汉宣帝仍说“汉家本以霸王道杂之”，而所有政府基层官吏ㄧ律都要熟习法令，以“刑治”为主，“德治”为辅。这个基本路线是从元帝开始，才逐渐转向儒家的德治宽政，对基层官吏的律法要求才逐渐松弛的。

从春秋以来的政治剧变，是直到上述这种黄老政治思想的指导后，中国才终于建立了一个可长可久的大一统帝国秩序。但是到了想要对外扩张的汉武帝时期，黄老学又不够用了，董仲舒那专门针对黄老学而建立的新儒学，才得以取代之。但虽独尊，却也直到元帝时，汉政权才转向儒家德治路线，这个时候，距离王莽将儒家路线玩到坏的时候，也不远了。

结语

从郭店楚简里我们发现，原始的老子思想与孔子思想其实非常相近，后来两者渐行渐远，道家甚至以黄帝为名发展新论述，以与儒家针锋相对，并衍生出法家，充分显示了战国时期思想的丰富多元性。而黄帝的文化建构，又是战国时期在政治上趋于一元性的里程碑，所以无论黄帝是否真实存在，他都是影响深远的中国元素，无可取代的祖源，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要说黄帝是纯然的虚构，倒也不一定，即便黄帝是“五行”文化里的产物，也不能排除上古确实有这么一位君王或部族，开了中华文明的头。至于其名是否为黄帝，是否姓姬，是否就是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即便不可考，也不必过度在意。

祭祀黄帝，是因为他代表“新中国”与“兴中国”，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国族的认同基础，凝聚彼此，中国境内各族群都是黄帝子孙，即便，他是个永恒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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