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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英:我在外国人家帮佣的那些年
关键字: 上海帮佣外国人我也常带两个女儿去他家玩,塔妮娅最欢喜我的大女儿咪咪,每次都要抱着她亲个不停。每天面包房送面包来,老太太总是把吃剩的面包扔掉,再把新鲜的面包分给我,说:“带回去给咪咪和丽丽吃。”有时她会把一瓶油或一袋奶粉塞进我包里。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很多人家粮食不够吃,只能煮菜粥吃,我们家虽有这么多小孩,但孩子们都没吃什么苦。
有空时,我也跟两个老人聊聊天。别恰曾说:“我在淮海路电车站看到日本人痛打中国人,旁边许多中国人,谁也不敢上去。我上去把日本人一拉,日本人就不打了。中国人太不团结了。”我说:“中国人是不敢上去的,因为日本人专门欺负中国人,他们怕西洋人,尽管他听不懂你的话,但只要是洋人面孔,他就不敢怎么样了。”
1960年10月,我要生第五个孩子,就不去他们家干活了。小女儿还没满月,有一天,塔妮娅跑到我家楼下来大声叫我的名字,原来她人太胖,爬不上楼梯,想叫我下来说两句话。她说:他们也要到澳大利亚去了,订的是11月的船票,问我能否去帮她清理东西、打打包。一开始我叫姐姐去,小孩满月后,我也去帮忙了。他们从银行里取出一捆捆的美金,各种东西装满两个巨大的箱子。我送他们到码头,看着海轮启航。后来塔妮娅还写信给上海的中国朋友,信中问我好,还问候我的大女儿咪咪和小毛头。但听说不久塔妮娅也过世了。
淮中大楼
1961年,朋友介绍我到波兰人家里做事。当时波兰人住在淮海中路淮中大楼,里面有一个波兰人的学校,顶楼还有食堂,他们每天到食堂吃饭,卫生也有专人来打扫。那家的丈夫是中波轮船公司的主任,每天到外滩去上班,夫人是家庭主妇,他们家有两个女儿。我在他们家不用烧饭,只要洗洗衣服,整理一下房间,主要陪两个女孩玩玩。下午我再到另一家去看两个男孩,据说男孩的父亲是中波轮船公司的党委书记。我一般不带孩子出去玩,最多到楼下的花园玩玩。他们给我的工资待遇都很不错,每家各给60元。
这两家的波兰孩子都会讲俄文,但大人不会讲,开始还得靠小孩翻译,没多久我也能说波兰话了。我干活勤快,语言又通,所以两家的夫人都很喜欢我,夫人们聊天说起,就传出去了。后来我生了急性阑尾炎,波兰人赶到医院来看我,组织上才知道我是通过私人介绍去做工的,而我也才知道,1958年以后,外国人在上海用工一定要通过工会。半年以后,波兰人就回国了。他们挺热心的,临走前还帮我写推荐信,分别用波兰文、中文,一式两份,说我勤劳,干得很好,懂得外语,和他们能够沟通等等。他们要我拿着这封信到工会去,希望我还能为下一批波兰专家服务。
20世纪60年代位于外滩的中波轮船公司
后来我在北京西路的一个劳动服务队做了一年的临时工,主要工作是帮益民四厂剪刀豆、切洋葱头等等,经街道办事处安排,又到康定路上的通用制药厂做外包工。1967年,我被分配到上海十七漂染厂,在成品车间工作,开始我也是外包工,后来才转为正式工,我工作很努力,最终拿到本厂工人的最高工资——43元。1979年3月底,为了能让儿子顶替进厂,我就提前退休了,那年我49岁。
我现在生活得也不错,儿女对我很孝顺。我小时候吃过很多苦,所以更珍惜现在。对于小辈,我只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从我的经历来说,我认为:
做人不能虚伪,而要老老实实做人,一步一个脚印走,别人再好也不要眼红,只要自己努力,总能过上好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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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孙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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