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妙的种族与身份

新加坡除了75%的华人，还有马来人、泰米尔人和欧亚人。治理这样一个高密度、多民族国家，再加上华人与马来人在马来西亚联合邦时期结下的龃龉，民族政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新加坡民族政策最核心的关键词是什么，说出来中国网民一定不会陌生，那就是“和谐”。

在新加坡，种族和谐是比天还大的政治正确——1964年7月21日，庆祝穆罕默德诞辰的马来穆斯林与华人爆发流血冲突事件，造成36人死亡，五百余人受伤。该事件直接导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走向苦涩的决裂。此后，新加坡痛定思痛，将这天定为“种族和谐日”。

五十多年过去了，跟所有国家建国过程中的挣扎一样，这个去政治化的纪念日早已褪去苦涩的旧貌，穿上浪漫的外衣。如今每年这一天，所有学生终于有机会脱下他们深恶痛绝的、必须扎在裤子里的衬衫校服，换上其他民族的传统服饰。想象华人姑娘曼妙地裹着沙丽，马来少年一本正经地罩上唐装，印度女老师腿部的曲线在旗袍下摆的缝隙中飘摇，那是怎样一场盛大的cosplay。

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变得复杂甚至混乱。我刚去新加坡时，许多当地人还没见过几个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对祖辈故土的全部认知，局限于福建、广东和海南三个省。

早先，在统一的华人身份之下，新加坡华人还按照福建、广东、海南、潮汕、客家等几种方言群体区分彼此，靠同乡会馆维系宗族脉络构成的身份认同。后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声令下，这个数百万人口的蕞尔小国开始大批引进外国人才。我的新加坡朋友们才从我这里第一次了解到：原来世界上竟然有三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原来中国方言远远不止新加坡当地的那几种。

也许在新加坡带给中国新移民们文化冲击的同时，中国新移民们也给老移民的后代们造成身份认同的危机。

记得从前打篮球，当地华人更愿意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学生或港台同胞结成队伍，对抗我们这群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姑且不把这种建立在英语沟通习惯上的结盟上升到所谓的“东盟身份认同”或“大中华地区身份认同”，上高中时的另一件事使我意识到新加坡华人的中华身份认同竟如此脆弱。

新加坡英式学校有着深厚的橄榄球运动传统，而我所在的高中华人居多，该项运动底子薄。某次校际比赛上，对方一名体壮如牛的马来族选手用“支那”这个词奚落我所在的球队，嘲笑华人不会打橄榄球。这个词在我听来无比刺耳，于是一场所谓绅士的野蛮运动在我的冲动之下变成了野蛮人的野蛮互殴。后来，华人队友听了我对攻击性行为的解释后，均表示不解，因为在他们眼里，“支那”这个词的贬义无非在于“非常中国的中国性”（very China-like Chineseness），说白了就是“土”，而这种“中国性”所代表的“土”虽然是新加坡华人都不想与之沾边的——比如学京剧的同学可能被其他华人同学嘲笑为“非常支那”——但毕竟不至于为之眼红斗殴。最后，队长无奈地说：“也许我们理解的Chinese跟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理解的中国人不一样。”

前些年，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这样的经历纯属个案，绝大多数新加坡华人与我们有血脉相连的感情。比如管理宿舍的卢先生，最期盼的是中国国家足球队杀入世界杯，取得好成绩。他说：“中国赢就是我们赢，中国队也是我的国家队。”又比如教授中华文学的詹学究，自号“勿洛望海阁阁主”，上课时除带领学生膜拜诗词歌赋之辉煌以外，还常痛斥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拜他所赐我写得一手繁体字（并因写得不够快在期末考试上没能填完答卷）。再比如我的监护人黄女士，在我离校时送了一本李光耀传记作为毕业礼物，并在扉页上寄语希望我能“从李资政身上汲取力量”。

时隔多年，对华人身份怀着复杂感情的李光耀先生现已作古，今天的新加坡公民更认同的是“新加坡人”这个身份；待到老一辈以中国方言为母语的华人俱已成为历史，“炎黄子孙”这份血脉中的感情未来是否还存在，将以何种形式存在，就不好说了。

对新加坡的年轻人来说，国父的陨落，似乎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那些沉痛哀悼的辞藻，他们不会说，也不屑于说——毕竟在这个国家，就算小区里死了大爷，家属们也会收到“百世流芳”、“万古长青”、“驾鹤西归”、“哲人其萎”之类的花圈——但如果可能，我会给李先生献上一束他夫人柯玉芝生前最爱的纽子花，附上一句“In Loving Memory of Harry Lee”。